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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玛丽
熟悉珀西·雪莱的读者也许知道，这是他的著名的《西风颂》中的几行①。假如我不指明作者，请诸君来猜想诗人的性别，不知有几人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事实上，文学不但具有时代性，也是有“性别”的。二十世纪以前，女诗人如凤毛麟角，并非偶然。因为写抒情诗不像写小说，可以躲到人物背后曲曲折折地表达思想。妇女世世代代多受压制，几乎没有可能直抒胸臆。即使是男人，若不是拜伦、雪莱一类贵族阶级的惯养娇生的逆子，又有几个能如此恣意纵情地讲话呢！何况女人。就是雪莱的妻子，难道她能畅快淋漓地说出“无羁无绊”这样的话么？
当雪莱的妻子玛丽动手写作品、以自己的声音发言时，她选择了小说。这一耐人寻味的选择告诉人们许多的事情：关于妇女、关于小说，也关于玛丽·雪莱所生存的时代。不过这位颇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存在长久以来却被她丈夫的巨大身影所遮盖。而她那位更有血性的母亲，在一个多世纪里几乎就消失在文学星空的幽暗角落里了。这母女俩身后的境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在一部辉煌的文学史的背后，野冢荒坟里掩埋着许多比她们更不见经传的女作家们一生的坎坷和努力。
玛 丽……
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生于一七五九年。她的父亲出身富裕的织工家庭。立业之初，手头还颇有几个钱。在那时的英国，务农比做工身份上略高一等，就如在乡下当绅士比在城里作买卖有脸面得多。于是玛丽的父亲买了块田产。只是事与愿违，十年后他搞得倾家荡产，几至无以为生。由于这种家境，玛丽自小做了野孩子，没得什么当淑女的教养。十八岁时，她毅然离家去闯天下。此后十余年中，她历尽艰辛，先后当过伴娘、裁缝、学校教员和家庭教师等等。这些工作使这位性格奔放的姑娘感到压抑。特别是家庭教师一类寄人篱下的职业。这种生活“使我们变成可怜的软体虫”，她一七八七年写信给朋友说道，“但我却不愿爬行！”
此前她曾写了一本关于女子教育的小册子。这时便拿定主意前往伦敦，当一名职业女作家。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到处都有点山雨欲来之势。连玛丽这个没见过太大世面的外省女子也被一种历史使命感所鼓舞，壮怀激烈地宣布她要为妇女们拓路，做“一个新种族的开山鼻祖”。
弗吉尼亚·伍尔芙写过一本生动活泼的小书，叫作《自己的房间》(一九二九)，大谈五百英镑(年收入)一间房，乃是女人立身之本，云云。至今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们的必读书之一。其中一节谈到旧日里妇女的命运。伍尔芙说，设想莎士比亚有个同样才华出众的妹妹。她自然不会象她大哥一样有机会进语法学校，但她自己东捡西拾，也颇通文字。后来为了逃避父母操办的婚事，星夜出逃，步其兄后尘去伦敦学戏。女人还能演戏？剧院经理嘴都要笑歪了。凭她有多少天分吧，就连看门打杂的差事也甭想揽到。最后免不了是沦落风尘，直到怀了孕——说不定怀的就是那剧院经理的孽种——只好一死了事，化作了伦敦郊外岔路口上的一处荒坟。
可知玛丽去伦敦的那点子行程未尝不是“山重水复”，并不如今天坐上电气火车那么便当。不过，距离莎翁的那位假想的妹妹，到底又是两百年过去了。这期间，妇女已荣幸地获准演戏。大概妇女从业也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吧——让演戏就还要写书，一发即不可收拾。反正第一位知名的英国女作家阿芙拉·本就是演员出身。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一帮被称作“蓝袜子”的饱学多才的女士(Blue Stocking Lad－ies)称雄文化沙龙，已被中产阶级文人乃至贵族社会承认。这些“蓝袜子”们个个笔头来得，其中不乏职业(或半职业)女作家。
玛丽自然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开山鼻祖”。也正因并非头一个，她生存了下来，并幸运地闯进了时代弄潮儿的行列。她所投奔的书商J·约翰生很有眼光，网罗了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色彩的精英知识分子，其中有艺术家、科学家，还有日后名动文坛的诗人布莱克、思想家兼小说家威廉·葛德文和托马斯·潘恩等。不久，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先是一位改革派的教士在讲道中颂扬了法国革命。英国的上层社会和富裕资产阶级一向以“光荣革命”的妥协传统自得，安居乐业，害怕动乱，闻此如听警报。爱德蒙·帕克发表了赫赫有名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七九○)，为君权和等级制度辩护，反对革命手段，认定社会发展是渐进过程，为英国正统舆论奠定了基调。笃信民主、自由原则的玛丽顿时拍案而起，写了《为人权辩护》(一七九○)，比潘恩的《论人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还早一年多。随后她又写了《为女权辩护》(一七九一)，理直气壮地打出了妇女权利的旗号。在这旋风般的生活中，玛丽步入了而立之年，从一个在杂志上谈谈女子教育、浪漫小说的捉刀文人变成了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她不但捍卫法国革命所代表的原则，也抨击卢梭等启蒙作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偏见。这两部激扬热烈的檄文赢得不少喝彩，也招致更多的抨击詈骂。玛丽全不在意。她搏击在时代的狂潮里，无心似福楼拜先生那样对自己的行文一字三叹地推敲玩味，也无暇抚摸某些暗箭明枪留下的轻伤。她实在是连自己都顾不得收拾，总是一头蓬发，一双长黑袜，连她周围那些思想开化的男士也有点难于消受她的新女性风格，称她为“哲学脏婆”。唯玛丽我行我素、文思如涌地写着。“我是伴你飞翔的一朵云彩”——一七九二年，革命的风把她卷过海峡，送往巴黎。
三年多以后，玛丽带着一颗满是创伤的心回到英国。逢得小说里或小说外的女主角们对理想或人生绝望，追究起来，到头来大抵总会发现某个男人“作祟”。连玛丽这样的叛道者都未能打破这个定律。不免让人为古往今来的女人气懑。可能因妇女历来当附庸当惯了，一向把男人视作自己生活的支柱和中心。这种状况已深深刻进了女人的潜意识，玛丽也不能幸免。也可能对于女人来说，与她打交道的具体的男人带有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异己的事物，代表着全体男人乃至整个社会和外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大约也同此情此理。大名鼎鼎的哈姆莱特王子不是因为母亲匆匆改嫁，受了刺激，进而便发现了整个世道的不平吗？——不过这是题外话)。否则区区一个男人，负心也罢，不成器也罢，何至于有如此的打击力量呢。
玛丽在法国所见所闻当然远非花团锦簇，一派光明。断头机上的斑斑鲜血留下了难以驱散的心理阴影。但更为致命的是，她被爱人抛弃了。这是她第一次堕入情网。玛丽向来认为浪漫故事所传播的“恋爱病”有害于妇女对平等和自立的追求，对此颇加防范。她的第一本小说《玛丽：虚构的故事》(一七八八)旨在揭示现存婚姻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然而，凭她敢做敢当的为人，一旦她发现了爱，便投入了整个的身心。虽无婚礼一类仪式，但这位天真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严肃的，而且简直就是神圣的。岂知对那个名叫英莱伊的美国男人来说，这不过是许多逢场作戏中的一桩。这位不时大谈唯物主义和女权问题的严肃女性很快就令他头痛不已，避之不及。几经折磨颠簸，玛丽终于对此人绝了望。一八九五年底，她带着没有父亲的幼女范妮回到伦敦，心力交瘁。如果说她的信念和理智尚能与政治上的失望与困惑对峙，尚能乐观地期望从法国革命的“一片混乱中将诞生一个较之以往更公正的政府”(《从历史和道德的角度看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发展》，一七四四)；那么，那颗受伤的女人的心则拒绝一切理性的劝告。在一个寂寥的夜晚，她投身跳进了泰晤士河。
人事不省的玛丽被路人搭救上来。她毕竟命大，于是渐渐走出了失望的谷底。实际上，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刻，玛丽也不曾中止写作和思索。一七九六年问世的《北欧书简》成书于她自杀之前，笔调却惊人的宁静婉约。该书记述了作者目睹的种种压迫现象，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平的根源；也描绘了丹麦等北欧三国的风土人情，充满诗情画意。也许爱情和痛苦使她在大自然中发现了新的美。也许做母亲的经历给了她温柔恬静的眼光。这本书为她赢得不少赞誉和友情。赞美者中包括当时正因《社会正义》(一七九三)一书而春风得意、名重一时的葛德文。葛德文与玛丽也算旧时相识。此番重逢，两人成为挚友、邻居、爱人，并终于在一七九七年结婚。他们婚后仍保留了原有两处住房，以便各自工作交友，互不干扰；大约类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鼓吹的那种“新人”关系格局。他们两人或切磋商讨，或调侃戏谑，颇为相得。连对婚姻契约关系戒心重重的玛丽也嘴软了几分。她颇有兴致地对葛德文开玩笑说：“丈夫是屋里的一件十分便当实用的家具。”
她开始动笔写第二部小说《玛丽亚：妇女的苦难》。主人公玛丽亚被丈夫百般迫害，送进了疯人院。在那里她与一名处境相似的青年男子邂逅相逢，由同命相怜发展到一往情深。小说未写完，玛丽就永远搁笔了。这位勇敢的探求者被一种最古老、也最寻常的妇女病——产褥热夺去了生命。小说的残稿表明玛丽亚的浪漫纠葛将以历难历劫后的再度失望告终。作者以矛盾犹疑的笔触探讨着爱情主题，同时着力摸索爱情以外的出路。玛丽亚和疯人院的女看守都是很出格的不寻常角色，特别是那位饱经风霜、坚毅冷峻的女看守。她将帮助玛丽亚出逃。她们真能逃掉吗？她们将何以为生？她们如何能躲过父权社会这座“大监狱”的惩罚和囚禁？作为作者的玛丽甚至没来得及以自己满意的方式提出问题。
人们常常谈到生命和历史发展的接力进程，仿佛从这延续性中找到了一种悲壮的生存意义。但当这个比喻变成真真切切的事实，有时却这般的严酷而又平凡：为了她的女儿来到人间，玛丽躺倒在产床上，再没能起来。
又一位玛丽……
这个女儿也叫玛丽。不是街上随便拈来的一个玛丽，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文学遗产继承人——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葛德文·雪莱(一七九七——一八五一)。她少年时游离在继母所代表的“正常”家庭生活之外，在母亲的墓旁度过了许多时光。在那里，她默默地从书本中寻找失去的母亲。也是在那里，她初次得到推崇她父母的诗人珀西·雪莱的求爱。死与生、与爱、与文学纠结在一起，这姑娘年轻的生命仿佛是一首充满了玄奥象征的诗。当她与已有妻室的雪莱出逃私奔时，年仅十六岁。当时已日趋保守的葛德文对此勃然大怒。此后他们几次流亡国外，度过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多的生与死、爱与恨在她身边流旋着。先是她的异父姐姐范妮自杀了。雪莱的妻子哈丽艾特也自杀了。后来她与雪莱正式结了婚，但仍不被体面的英国社会所接受。法院否决了他们收养珀西前妻所生子女的权利。债主们常追逼要账。珀西的贵族家庭拒绝给他们充分的经济支持。连葛德文也不愿公开跟他们打交道，但却五次三番跟珀西要钱。这期间，玛丽五次怀孕。其中一次流产，大伤元气。其他四个孩子三个夭折，头胎女儿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就死在襁褓里。当珀西本人一八二二年出海遇难死去时，他的饱经忧患的未亡人尚不足二十五岁。
这位玛丽，如耶鲁的名牌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说，即使她乎生不碰文墨，也是文学史不能完全忽略的人物。何况她写了《人造人的故事》(原名《弗兰肯斯坦》，一八一八)这部浪漫主义奇文。作品上承古堡幽灵式哥特故事的传统，下开现代科幻小说之先河，雅俗共赏，颇得好评。自从发明了电影，以它为原型改编的影片陆续不断地问世，总有不下三四部。“下里巴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喜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象多数浪漫主义作品一样，《人造人的故事》编造了一个神话，构造着一套象征体系。故事本身虽不复杂，但它所包含的神话却如此深入西方文化的脊髓，以至近年来许多学者教授们忙不迭地撰文著书，演绎出许许多多的道理来。这本薄薄的小书便俨然进了文学史的“正册”。
小说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个才气横溢、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他在幽暗、污秽的实验室里日夜工作，终于实现了制造生命的梦想。但当那堆胡乱拼凑起来的肢体活过来时，维克多却又惊恐又厌恶地发现自己制造的是个面目可憎的庞然怪物。此后便是一系列的对抗和追捕。维克多想收回自己从科学“魔瓶”中释放出的妖怪。而怪物觉察到他的敌意后变得狂暴凶狠，反过来向维克多寻报复，并残害不少无辜。不止歇的追捕伴着一连串的毁灭，一直通往极地。冰天雪地的北极标志着大自然划定的极限：死亡是创造者和他的创造物的共同的归宿。
小说的副题“当代普罗米修斯”表明《人造人的故事》企图改写浪漫主义的神话。玛丽·雪莱简直有点反珀西之道而行之。她不象珀西那样将撒旦一类反叛英雄上升为普罗米修斯式人类解放的先驱；却使理想主义者维克多的追求导向令人毛骨耸然的怪物。在她笔下，“当代普罗米修斯”成为作法自毙的浮士德的翻版。
登高而跌重的人物(overreacher)一直是近代西方文学中挑大梁的角色之一。莎士比亚的那些形形色色、虎虎生气的野心家们大都属于此类。其代表人物自然首推那位为了获得无涯的知识和力量而与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博士。不畏鬼神、渴望突破局限、追求无限发展的浮士德精神带着新兴势力开疆拓土的气派和锋芒，也打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然而并非狭义的利己主义)的鲜明烙记。这些人既被赞美、也被惧怕。不论在马洛和莎翁的剧里，还是在歌德的诗作中，浮士德们或理查三世们每每终不免作了自己勃勃雄心的牺牲品。大概因为诗人们虽不能不为新时代的主人公们所吸引，却也意识到了这种膨胀的个人意志包含着某种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吧。
《人造人的故事》中的无名怪物就是这种威胁的体现和化身。但他又远不只是个杀人魔王。他是理想的产物，也是正统西方文化的虔诚弟子(他的启蒙书包括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失乐园》及《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经典著作)。他是维克多的升华，比维克多更诚挚热烈地在茫茫人间求索着；他又是维克多的蜕化，以狂暴的自我中心的欲念和仇恨夸张表现了维克多身上温文尔雅的自私和残酷。他象玛丽·雪莱一样，是个没有母亲、并不被自己的父亲和“文明”社会所接纳的孤儿。他是被造物主遗弃的亚当，因而变成比撒旦更绝望的魔鬼。怪物的自述嵌在多层框形叙述结构的正中间，是小说的参不透的“黑暗的中心”。
总之，《人造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创造和追求的忧心忡仲的寓言。它包罗万象。从对某种高尚社会理想的追求到有如十月怀胎的文学创作，从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发明探索到血肉之躯的母亲生儿育女，都可与弗兰肯斯坦创造生命的这场恶梦挂起钩来。玛丽·雪莱笔下的当代普罗米修斯并不是拯救众生的英雄，也不是受神力推动的“无羁无绊”的开拓者，却是被现实条件制约的矛盾重重的凡人。维克多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所局限，因而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怪物。这未尝不是生存于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中的女人对遨游于理想幻境的珀西·雪莱们的一条中肯的评议。
如《人造人的故事》所示，玛丽·雪莱早在一八一八年就对浪漫主义追求抱有十分矛盾的态度。雪莱去世后，她便趋于安分守常了。人们惊诧地发现这位有名的“道德败坏”的女人竟然“淡泊、安静，娴雅温文”，看来全然不象个“怪物”。当年与珀西一道造反的难兄难弟则失望地抱怨说：“玛丽是顶顶守旧的奴隶。”的确，玛丽作为沃斯顿克莱夫特的女儿和珀西·雪莱的妻子，后来竟力求与现存秩序相安无事，不肯出面支持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事业，却不遗余力地为儿子谋求继承雪莱家庭的名号和家产，这不能不是一个辛酸的讽刺。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也不可能总是)“高歌猛进”的。众所周知，拿破仑滑铁卢兵败山倒，整个欧洲经历了一段压抑低沉、万马齐<SPS=1161>的时光。沃斯顿克莱夫特热烈倡导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理想，被现实中一个与贵族老爷联营的资产阶级政权老实不客气地镇压了。玛丽·雪莱少小时虽受父母当年的激昂文字的哺育，但她也目睹着父亲日渐保守，时时听闻对母亲的谩骂、斥责。这些都在她心中留下了相互抵触的信号。青年时代天涯流落，也不尽如浪漫的梦想。孩子们接踵死去，自己尚是半个孩子的小玛丽不能不怀着某种惶恐检讨人生；风闻珀西的前妻投水自尽，她又怎能闭目不视雪莱一桩桩浪漫恋情的残酷的另一面；而当她的丈夫又开始给别的女人写起星星月亮、大海森林之类的情诗，恐怕任何审美感都不能使这位备受磨难的妻子轻松地欣赏这新的诗思的火花。她爱雪莱，也爱他关于人类未来的梦想。但即使在她小小的天地里，拜伦－雪莱式个人反抗的英雄也拖着一条抹不去的阴影。大至时代潮流走向、小至为妻为母的人生境遇，都为玛丽造就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眼光。或许正是这种深刻的矛盾性使她选择了小说这个能容纳多种不同声音对话的艺术形式。
两代玛丽的命运从一个小小侧面揭示了妇女解放运动以至人类进步所经历的曲折历程。伟大的时代触发伟大的欲望和激情。而当整个民族在徘徊中前后瞻顾之时，当拜伦、雪莱那些执迷不悟的梦想家们纷纷辞世而去以后，充当了幸存者的玛丽·雪莱便成了一个比较黯淡的过渡时期的剪影。她在另一部小说《最后的幸存者》(一八二六)中别情依依地回顾了逝去的浪漫诗的岁月，预言着现存世界的毁灭并表达了幸存者的孤独和悲哀。小说一问世，便惨遭迎头痛击。批评者或云此乃“精心炮制的阴沉愚昧之作”，或云它是“病态想象及低下趣味的产物”，不一而足。此后，玛丽便索性采取了矮房檐下快低头的弱者策略，把不合时宜的思想感情统统打入“地下”，在后来的几部小说中张起正统的“高尚淑女”的幡子来。
两位玛丽都是当今女权主义者们重写历史和文学史时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固然因为沃斯顿克莱夫特是第一位提出激进女权主义政治主张的人，而玛丽·雪莱是一名耐人寻味的“怯阵者”。同样重要的是，她们的作品揭示了女性生活经验(如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婚姻、生育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妇女思想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既依存、又抵触的复杂关系。
不知是女权主义批评勾起了其他学者们的再思考呢，还是文坛上几十年河东、几十年河西，此际又合该轮得玛丽·雪莱出点风头，反正近来有不少与女权主义毫不相干的“学术权威”们也出头来替她摇旗呐喊。前边提到的布鲁姆教授一九六五年亲自为《人造人的故事》写后记，说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普罗米修斯主义至今仍在行世，小说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两位颇有名气的小说批评家乔治·莱文和U.C.克诺普弗马赫合编了论文集《弗兰肯斯坦的持久生命力》(一九七九)。莱文还在《现实主义想象》(一九八一)一书中指出《人造人的故事》代表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为“其后形形色色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叙事模式和一个象征”，从而肯定了该书在“正宗”文学中的地位。
说来作史作论的墨客文人又何尝不是在干着弗兰肯斯坦的营生——他们时不时地“掘墓”，试图赋予那些死去的人与文以新的生命。焉知他们不会造出可怕的怪物来呢？
想来虽也让人有几分耸然，人们却都不肯就此偃旗息鼓，束手无为。连玛丽·雪莱也并不是那么彻底安分守己的贤良淑女。她在一八三一年再版序里仍深情地称《人造人的故事》为“我可怕的孩子”。她岂会不知弗兰肯斯坦们的追求与痛苦远比小说结尾处关于“在平静中寻找幸福、切忌野心勃勃”等苦心教诲更动人心弦呢？大概人类注定要不断同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搏斗，与它一道磕磕碰碰地去塑造未来吧。
在这个意义上，玛丽·雪莱留下了一个永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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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8-21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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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3 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