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辉映《人间喜剧》的星辰———从《逐客还乡》看但丁对巴尔扎克的影响

Hermes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年第2 期

《神曲》:辉映《人间喜剧》的星辰
———从《逐客还乡》看但丁对巴尔扎克的影响

姜岳斌

（姜岳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财经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但丁及其《神曲》对巴尔扎克的影响,认为巴尔扎克象他的同代人一样对但丁充满崇敬, 《人间喜剧》在构思中也受到《神曲》的启示,但他接受但丁影响最深刻的地方仍在于但丁的现实批判的伟大力量。在小说《逐客还乡》中,巴尔扎克还调侃了但丁的天堂,因为巴尔扎克的热情在于人间。

关键词:但丁　《神曲》　巴尔扎克　《逐客还乡》

巴尔扎克曾把但丁及其《神曲》称作“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创作的“唯一能与荷马作品
媲美的现代诗篇”①。的确,正是但丁的《神曲》(神圣的喜剧) 启示了他, 将其毕生作品的宏伟构思命名为“人间喜剧”。不仅如此,在小说《逐客还乡》(《人间喜剧》第二十二卷) 中,巴尔扎克还以崇高的敬意描绘了这位伟大诗人睿智而尊严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巴尔扎克对但丁的接受,是受到19 世纪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然而,巴尔扎克对但丁的接受,仍立足于自
己现实主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在他看来,人间重于天堂。

本文试图从影响比较研究的角度,考察但丁对于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创作的意义。

一

巴尔扎克对但丁的热忱也许不会令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用《但丁:批评的遗产》一书主编麦克尔•希瑟尔( Michael Caesar) 的话来说,“在19 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时期里,只要翻开任何一本期刊,便会发现没有哪一页不提及但丁的名字”( x vii ) 。据麦克尔•希瑟尔的统计,仅就意大利而论,不包括再版和重印,19 世纪问世的《神曲》新版本就有227 种,而这些版本集中出现于1820 至1860 年间。“但丁至十九世纪中期可谓畅销书作家且极有威望,出版商都确信出版他的著作可获得稳定的回报”(66) 。在西欧,“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对但丁的历史学研究灿若繁花”并有许多译本问世;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他已“变成了文化人的一个认同标志,成了如克尔凯廓尔等人的文化行李的一部分”(69) 。

然而在成为时尚的但丁背后,是他在欧洲五百年中所受到的长期冷遇。在但丁的时代里,他遭到来自教会的攻击,主要是他写了《帝制论》,表现出了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的思想。而但丁在欧洲漫长时期里所受到的冷遇更在于一个诗歌语言的正统性的问题,即批评者发自内心地希望《神曲》是用拉丁语而不是所谓“俗语”写成的。恩格斯把但丁称作是“新时代初最一位诗人”,然而在但丁所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初期的先进分子即人文主义者看_来,但丁并不值得重视,他们的理由竟然也是这个“俗语”问题。因为他们所重视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化遗产。这种局面在意大利直到16 世纪才有所改变。在以后的时代里,但丁的“境遇”有所改善,得到诸如英国的弥尔顿等人的肯定,但仍在一定程度上被冷遇和否定。

在17 世纪的欧洲,但丁在地狱天堂的无限神游无论如何也无法为拘泥于僵化的“三一律”法则的古典主义所接受。古典主义的艺术观也影响到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对但丁的评价。他在1756 年《英国通讯》中第二十二篇中说但丁“在欧洲不会再有人读,因为他所写的全是无人知晓的事”;1776 年他在写给S . 贝提尼里( S . Bet tinelli) 的信中又说,但丁的作品“也许会进入怪异作品图书馆,但决不会有人再读”,他认为但丁“是一个隐藏着的神圣: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的谶语。”在谈到《地狱篇》时他这样说,“那游历者认出了几个红衣主教,几个教皇还有一大群佛罗伦萨人。这些都是喜剧风格吗? 不。是英雄风格吗? 不。那么这诗算什么趣味呢? 一种怪异的趣味”( qt d. in Caeser 374 - 376) 。

在欧洲对但丁的接受史上,19 世纪则是“但丁的世纪”。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其一是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的需要,其二是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全面统治时期的社会批判的需要。

意大利复兴运动( The Risorgimento) 是19 世纪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意大利复兴运动在武装斗争的层面上由早期的烧炭党人、30 年代以马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人和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等无数前仆后继的斗争构成,最终于1870 年统一了意大利并剥夺了教皇的世俗权力;而这一运动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偶像就是但丁,他被视作意大利的“语言之父”、“文学之父”和“民族之父”( Caeser 48) 。1865 年5 月在佛罗伦萨举办的但丁诞辰600 周年庆祝活动使诗人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享有的荣誉达到顶点,这自然也是五年后意大利统一的光辉预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但丁作为意大利民族文化精神的形象代表又热烈地呼应着“反压迫、争自由、争取民族解放”的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主题。而且,但丁对19 世纪欧洲文学产生的更广泛深刻的影响在于他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19 世纪初欧洲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全面统治,处在这一过程中的欧洲已堕入战乱与分裂的深渊,这与13 世纪末意大利的党争分裂的局面类似。这应是“但丁的世纪”产生的社会基础。我们有理由注意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对欧洲社会的批评与《神曲•地狱篇》对意大利现实的批评在态度、情感甚至方式上的相似之处。然而真正与但丁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相沟通的,是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这种沟通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深刻有力,也使但丁因现实主义文学的传播而更加享誉欧洲。

二

我们必须指出,但丁的《神曲》本身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宗教图解。同样,巴尔扎克的《逐客还乡》也是文学作品,尽管其中“哲学研究”与“神秘主义”的气氛比较浓厚。两位文学大师尽管在对“天堂”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但在“文学的社会功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丁认为他的《神曲》在隐喻义上“体现了人在他的自由选择之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一个主题”(转引自陆扬219) ,巴尔扎克则声称自己“满足于当一名社会病理学家,一个专治某些不治之症的医生”。他们都是站在人类理性的高度以文学形象对病态的社会施以积极的疗救。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巴尔扎克对但丁的推崇主要在于《神曲》中对中世纪末意大利社会分裂、道德堕落现象的全景式的批判。“人间喜剧”正是在此受到了“神圣的喜剧”的启迪。

《神曲》选择的观察角度是彼岸,而《人间喜剧》的观察角度却是人间;《神曲》从主观的角度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强烈的道德谴责,而《人间喜剧》则通过丑恶事物的自我表演展现其丑恶的全部过程;《神曲》中艺术形象为原型再现,而在《人间喜剧》却是巴尔扎克以典型化方法的独创;《神曲》是象征和寓言,而《人间喜剧》则是现实的生活画面,等等。在种种异同中,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是, 《神曲》与《人间喜剧》的现实批判依循的是相同的道德原则,即人道主义的最高理想。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从14 世纪初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9 世纪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历了近600 年的发展演变,它的内容已从倡导世俗文化教育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进行社会批判。资本主义以个人的意志取代了神的观念,这已经将欧洲变成了又一个13 世纪末的意大利,甚至已远远超出但丁笔下佛罗伦萨的堕落。但是,对巴尔扎克而言,人道主义本质的精神,就是肯定人类精神中自古依循的善恶观。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与但丁之间的数百年距离构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两位大师的批判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沟通,也为巴尔扎克对现实的道德批判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情。

由此我们认为,巴尔扎克对但丁的接受,更钟情于后者的《地狱篇》。但丁在该篇中批判的是一些罪大恶极的人,他们的犯罪情节特别恶劣。但丁把犯有同样罪名,即骄、妒、怒、惰、贪、食、色的一部分人安排进有希望进入天堂的炼狱,却将这些罪大恶极的人打入地狱,因为他们的罪已超出个人品质上的过失而成为社会意义上的罪行,《地狱篇》实际上就成了《神曲》社会批判性的代表。

但丁以道德谴责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人间, 他处于彼岸世界, 对现实多半只有无奈的慨叹;巴尔扎克则没有停留在道德谴责,他是一个热情有为的医生,他相信无论这个社会的病态有多么严重,他都可以找出病因,找到疗救之路。

三

正是在西格尔的形象上显示了巴尔扎克对但丁的天堂观念的异议。西格尔是但丁崇敬的神学大师之一,在《神曲•天堂篇》中,他的灵魂被安放在天堂的第四重天(太阳天) ,同托玛斯•阿奎那和所罗门等伟大神学家与伟大智者在一起。但是,巴尔扎克却戏用了这一情节,在《逐客还乡》中,这位神学大师私下恳求但丁,把他写入《神曲》以求流芳百世:“那么,您写上一句好吗?”博士(西格尔———引者) 又说道,“那我在人世间就永垂不朽了。”巴尔扎克轻轻一笔,但丁具有无限道德威信的“天堂”就因此打了折扣。

与之呼应的是《逐客还乡》中的另一个情节:一个跟随但丁的天真少年戈德弗鲁瓦痴迷天堂。当但丁在回去的船上情不自尽地高喊一定要回到祖国时,戈德弗鲁瓦忽然产生一种念头,称自己的祖国是天国,自己也要回到祖国去。这可怜的少年回国的唯一道路竟然是用绳子套住自己的颈子。可笑的是,由于钉子被拽掉了,他被重重地摔在房间的地板上。这正如1834 年费利克斯•达文在《哲理研究》导言中写的那样:“《逐客还乡》这一色调热烈而又知识渊博的研究包含数个类似的命题:要升入天国的雄心使一个孩子厌恶人生,以致自杀;对一个伟大的诗人,天才成了致人于死命的东西; ⋯⋯”(《巴尔扎克全集》第24 卷343)

十分明显,巴尔扎克在接受但丁的许多重大影响的同时,非常理智地对待但丁的天堂观念。借用后现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巴尔扎克“消解”了但丁的天堂观念。这并不奇怪,因为巴尔扎克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尽管这时巴尔扎克已公开声明自己是在“两种永恒真理”即“宗教和君主政体”的照耀之下写作,他还把宗教看作一付灵丹妙药:“这付药能抑制人类的情欲和进取心,能‘扑灭人类罪恶的欲念’,能‘控制’、‘陶冶’和‘矫正’人类的思想”, ②但实际上,出于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者的世界观,他对宗教的核心内容,即天堂与地狱的观念,仍持否定态度。因此我们认为,巴尔扎克在接受但丁《神曲》的影响时,消解了但丁的神学体系,而只将其现实批判的精神实质继承下来。我们看到,在巴尔扎克笔下的但丁真正热心的不是天堂而是他的佛罗伦萨:“‘回佛罗伦萨! 回佛罗伦萨! 啊! 我的佛罗伦萨!’”但丁•阿利吉耶里顿时叫了起来,并踮起足尖,远眺云天,仿佛已经看见了意大利,他自己的身形也变得高大起来。”当那个对天国概念入了迷的少年问他:“我呢! 我什么时候能上天呢?”这时但丁已全然顾不上天国了,他对那少年说:“到佛罗伦萨来吧!”但丁的声音充满了怜悯,“对!当你从费索莱城头看见下面意大利的旖旎风光时,你便会有处身于天国之感了。”

这就是巴尔扎克对天上人间的思考。历史人物但丁最终客死拉文那,他终于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因此他选取了天堂作为自己和人类的精神出路。他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无限美好的天堂。而巴尔扎克笔下的但丁却恢复了对人间的热爱与信心,这反映的正是巴尔扎克对人间的热爱与信心。于是他笔下的但丁欣然返回了佛罗伦萨,还让但丁一吐恶气:“让圭尔弗党统统都死去吧!”③这实际上是巴尔扎克美好的愿望在小说中得到了实现。

《神曲》三篇的末尾都出现了星辰,它的神秘暗示也许在于辽远古代,那时的人类在黑暗中用星辰来辨别方向;而当星辰隐去,天空出现一轮光焰无限的太阳,大地便恢复了勃勃的生机。但丁的星辰闪烁了六百年后,巴尔扎克看到了星辰隐去之后的壮美景象。


注解【Notes】
①参见巴尔扎克:“献给泰诺亲王,堂米歇尔•安吉洛•卡热塔尼殿下”,《穷亲戚》扉页献辞,载《巴尔扎克全
集》第十三卷,张冠尧艾珉编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 5 。
②参见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 《巴尔扎克评传》,刘伦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398 。
③但丁属于贵尔夫党(也译作归尔甫、圭尔弗) 中的白党,在黑党获胜后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巴尔扎克在
《逐客还乡》中表现了白党重新获胜、但丁被迎回佛罗伦萨的结局,在这一时刻但丁诅咒了贵尔夫党:他已
不是仅仅作为白党成员来诅咒黑党。这说明巴尔扎克对流放中但丁的心情的理解:但丁已超越了自己原
来的政治立场,从意大利统一的利益出发反对一切党争。

[ 本帖最后由 Hermes 于 2006-6-4 15:31 编辑 ]

mu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与但丁《神曲》，创作的起因就有很大差异。
而且宏篇巨制《人间喜剧》——当初那些法国文人也说的不错，其中有些篇章很粗糙
巴尔扎克的天堂观念很清醒，哎，可能这是现实主义的弱点吧！永远不能像但丁那样抒发纯粹发于自身的炽热的情感！

robininbeining

巴尔扎克使用的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但综合地解决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最好出路,也许不在于现实主义,而在于更崇高的精神,那也许只能是上帝的精神.这也许是巴尔扎克崇敬但丁的理由.我觉得,巴尔扎克也许只能做一个社会的外科医生而不能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
但丁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