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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流亡的修昔底德知道
语言所能够道出的
关于民主的一切
你们看到了,一个诗节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装置:一节诗的结尾会引出另一节诗出现的必要。这一必要首先纯粹是声学的,然后才是道德说教的(尽管我们不应该将两者分开,尤其是出于分析的目的)。此处的危险在于,反复出现的诗节模式事先构成的音乐,似乎欲左右、甚至决定内容。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与音调的专制作斗争是非常艰难的。
《1939年9月1日》十一行长的诗节,据我所知,是奥登本人的发明,其韵律模式的不规则,是一种内在的反疲劳装置。请记下这一点。同样,十一行诗节量上的效果,使得一位作者在开始新的一节时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摆脱前几行诗音乐上的困境。应该指出,奥登在这里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因为前面的四行诗已经具有简洁凝练、使人着迷的美。于是,他引入了修昔底德——一个最出乎你们意料的名字,是吗?这多少有点像在“九月的夜晚”之后加上“精湛的学问”的那一方法。但还是让我们更细致分析一下这一行吧。
“流亡的”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是吗?它音调很高,这不仅因为它所描写的内容,而且还由于其中的几个元音。然而,由于它紧接着明显跳动的前一行,由于它开始了我们原以为将回到正常语气的一行,“流亡的”一词在这里的出现有些低调……现在,在你们看来,是什么使我们的诗人想到修昔底德以及这位修昔底德所“知道”的东西呢?好的,我的猜测是,这是诗人的尝试,他想扮演他自己的雅典的历史学家;于是,由于那些尝试是有危险的,由于他意识到,无论他的话语多么雄辩——尤其是在最后四行中——他都注定要被忽视,他更要这样做了。由此而来的,是弥漫在此行的这种疲劳气氛,是“流亡的”一词中这种轻舒的情感——他可能在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实际处境,但用的是小调,因为这个形容词含有自我夸大的可能性。
我们在汉弗莱·卡朋特所著的那部杰出的奥登传记中找到关于这行诗的另一个线索,这部传记的作者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诗人当时正在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宣告了我们所谓的古代希腊的终结。战争带来的变化的确是剧烈的:在某种章义上可以说,这就是雅典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真正的终结。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道出了你们从未听说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关于民主的话——他说道,民主似乎没有明天,这个词的希语原义也的确没有过明天——几乎一夜之间,伯里克利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就被人取代了——被何人所取代?是被苏格拉底。着重点不再是与集体、与城邦的密切联系,而转向了个人主义——这个转向并不太坏,只不过,它为社会后来的分裂铺平了道路,并伴之有种种的邪恶……因此,我们的诗人至少拥有地理学上的理由将自己等同于修昔底德,他也意识到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雅典的剧变,如你们所见,正隐约显现在地平线上。换句话说,他正在这战争的前夜发出预言,但与修昔底穗不同,他没有事后总结的便利,而只有关于事情的形态——更确切地说是事情的毁灭——即将出现的真实预感。
“语言所能够道出的”一句,虽是充满渴望的,却仍是自我控制的。它形成一条联系起修昔底德的疲惫不堪的个性纽带,因为语言只能为那些掌握了语言的人、即诗人和历史学家所蔑视。我还想补充一句,每一位诗人都是语言的历史学家,虽然我不想再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语言”一词显然可以使人们联想到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作出的葬礼演说。另一方面,一首诗当然也就是一次演说,诗人试图抢在某个批评家或某些事件之前放弃自己的计划。也就是说,诗人不让你们对他的作品有“那又怎样”的反应,在一首诗结束之前,他就自己说出了这样的话。然而,这却不是一种自卫的举动;这既不表明他狡猾,也不表明他的自知之明,而体现出了一种谦逊,前两行的小调引出了这样的谦逊。奥登的确是最谦卑的英语诗人。与他相比,甚至连爱德华·托马斯也显得傲慢了。他的美德不仅来源于他的意识,而且也来源于其声音更具权威性的作诗法。
然而,请看一看这句“关于民主的一切”,这一行是多行的简约啊!此处的强调,显然是放在语言之局限的——或称命定的——能力上的:在其《悼w.B.叶芝》中,奥登早已透彻地阐释过这个思想,在那里,奥登开头便写道:“……诗歌无法让任何事情发生。”但是,由于这行诗简约、随意的态度,厄运也就降临在了“民主”的头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democracy)一词无论是在辅音上还是在视觉上都与“道出”(say)一词押韵。换句话说,“语言”的无望是与其对象(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者的欲为”)的无望交织在一起的。
在关于“独裁者”的这一行中有趣的东西,就是更强劲的——与“关于民主”相比——重音分配,这样的分配并不是为了体现作者对独裁者的愤恨,而是他为克服不断增加的疲惫而做出的尝试。再请看一看“独裁者的欲为”中不动声色的陈述技术。这句话的委婉性质,通过名词(dictators)相对于动词(do)的几乎是难以容忍的音节优势体现了出来。你在这里能感觉到,独裁者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欲为”(do)(它在这里扮演着与第一节中“不便提及的”一词相同的角色)与“知道”(knew)的押韵也不是没有含义的。
“他们谈论着陈词滥调,/面对一座冷漠的坟墓……”显然是指前面说到的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然而,这里出现了更让人担心的事情,因为历史学家的(同样也是诗人的)话语与专制者的演讲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使界限变得模糊的,就是“冷漠的”一词,这个词更适用于人群而不是坟墓。可转而一想,它还是既可用于人群也可用于坟墓的。再一想,它是在“人群”和“坟墓”之间画了等号。“一座冷漠的坟墓”,这自然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典型的奥登方式,他总要让定义接近于对象。所以,诗人在这里想说的,并不是独裁者的徒劳,而是杰出语言的归宿。
针对自己手艺的这种态度,当然仍可以用作者的谦逊、用作者隐藏自我的姿势来加以解释。但是,你们要记住,奥登是在此前八个月的1938年11月26日抵达纽约的,那正是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的日子。那大约充盈在这位诗人(在诗人圈中,他在当时最早对法西斯主义的攻击发出过警告)心头的无望感觉,于这九月的夜晚在一位与他相似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身上寻找安慰,那位历史学家在两千年前就研究过同样的现象。换句话说,如果连修昔底德都未能说服他的希腊人,那么,对于一位其声音更弱、其面对的人群更众的当代诗人来说,又能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修昔底德书中“分析过的”一系列事情,亦即奥登同样列举出的事情,给出了一幅历史透视图:从陈旧的“启蒙运动”经由“那习惯性的疼痛”再到很具当代意味的“管理不善”。当然,“那习惯性的疼痛”这一表达法并非诗人自己的创造(虽然它听上去很像是诗人独创的词汇):他是从心理分析学的术语中取来这一词组的。他常常这样做——你们也应该这样做。这原本就是这些术语的用途。它们能让你们少绕圈子,并常能提供出一种针对正统语言的更富想像力的态度。再者,奥登采用复合修饰词,也是为了向修昔底德表示敬意:由于荷马,古希腊被一些带连字符的定义连接了起来……好的,无论如何,这一连串的术语表明,诗人在追寻当代弊端的源头:像所有的回溯一样.这也是一个需要哀歌声音的过程。
然而,这一连串的术语还有一种更含蓄的原因,因为《1939年9月1日》对于奥登来说是一首过渡性的诗作;也就是说,你们知道的我们这位诗人创作上所谓的三个阶段——弗洛伊德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阶段,宗教阶段——在短短的两行中就体现了出来。因为,“那习惯性的疼痛”显然可以追溯到那位维也纳医生,“管理不善”可以追溯到政治经济学,而单音节的“悲伤”作为这串术语的结果,不,作为其顶点,是直接取自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它同时也表明了我们这位诗人真正的走向。这一走向的原因,那“悲伤”所预示的第三阶段、即宗教阶段出现的原因,对于这位诗人而言,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在此诗所描绘的环境之下,一个诚实的人不用去费心区分这两种原因。
修昔底德在这里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奥登当时正在阅读他,而且还因为他们相同的两难处境,我认为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纳粹德国的确与斯巴达很相像,尤其是就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而育。文明世纪所面对的环境,似乎也与雅典的遭遇相同。这新的独裁者同样是滔滔不绝的。如果说,这个世界已为一件事情做好了准备,那便是回溯。
但是,这里也有风险。一旦开始了回溯,你就会使自己卷入一大堆远近程度各不相同的纷乱事情之中,因为那些事情全都是过去。选择是怎样做出的,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是与各种倾向或事件的情感亲和力?是对其意义的理性化?是一词或一个名字听觉上的愉快?比如说,奥登为什么选择了“启蒙运动”?是因为这个词代表着文明、代表着与“民主”相关的文化和政治进步?是为了给“习惯性的疼痛”的冲击力铺平道路?“启蒙运动”中有什么可以铺平道路的潜在力量?或者,也许不得不面对回溯行为的本身:面对它的目的,同时也面对它的理由?
我认为,他选择了这个词,是因为启蒙运动是一个以大写字母“E”开头的单词,是这个字母包含了弊端的源头,而不是斯巴达。更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发生在诗人意识中的东西,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就说是发生在诗人潜意识(还是允许重复一遍,写作是一种非常理性化的行为,是写作行为在利用潜意识,而不是潜意识在利用写作行为)中的东西,就是在好几个方向上对这些源头的寻找。眼前量近的例子,就是让-雅克·卢梭因不完善机构而受到损害的“高尚的野蛮人”的观点。显然,这导致了发展这些机构的必要性,接着,导致了理想国家的概念。于是,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乌托邦,为了引入这些乌托邦而流了血,它们逻辑上的结果就是一个警察国家。
希腊人离我们太远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永远是一个原型的名称,他们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样的。在一首教谕诗中,如果诗人向其读者提供一个可供咀嚼的原型,他便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奥登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在此点出卢梭先生的名字,虽然此人几乎应对理想统治者、在此即为希特勒先生的概念负责。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诗人似乎不愿去谴责这类法国人。最后,奥登的诗总是试图建立起一种更概括的人类行为模式,而历史和心理分析学比起它们那些副产品更适合这一目的。我认为,在诗人思考当时的局势时,启蒙运动久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晦里,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步人了这首诗,其方式亦如它的步人历史。
既然我们现在谈到了“高尚的野蛮人”这个话题,我便想再说几句题外话。我想,这个词组是由于地理发现时代的那些环球航行而流行起来的。我猜测,是那些伟大的航梅家——那些像麦哲伦、拉佩鲁兹、布干维尔等一样的人,想出了这一词组。他们所指的是新近发现的热带岛屿上的那些居民,岛上的居民没有生吞活食来访者,这大约使那些航海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当然是一个笑话,而且是一个趣味不高的笑话;我还需要补充—句,它在文字上也是趣味不高的。
“高尚的野蛮人”这一概念首先受到了文化人、接着是社会上其他人士的青睐,它在当时显然是与公众关于天堂的非常庸俗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对《圣经》普遍的断章取义的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其基础为亚当也是裸体的这一概念,或为对原罪的拒绝(当然,在这一方面,启蒙运动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始作俑者;他们亦非终结者。)两种态度——尤其是后一种态度——大约是对天主教会之无所不在和千篇一律的反拨。在法国,它更是对新教教会的反拨。
但是,无论其来源如何,这一观念仅由于其对人的奉迎便显得浅薄了。奉迎,如你们所知,是无法将你们带得很远。至多,它也只能变换着重点——即罪孽,告诉人们说,人生来是好的,坏的只是机构。如果事情变坏了,这也不是你的错,而是他人的过。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真理,人和机构都是好的,因为,至少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产物。第一时代——确切地说,是每一代人——仍旧能发现这类可爱的人,这高尚的野蛮人,并向这类人灌输其政治和经济理论。这像在环球航行的时代一样,当今的高尚野蛮人大都是皮肤黝黑的人,居住在热带地区。如今我们称其为第三世界,我们热情地将我们这里废弃的公式推荐到那里,却不愿承认它们不过是种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一伟大的法国观念已经在温带做完了一切,就某种意义而言,它又回到了其发源地:在户外培育暴君。
好了,关于“高尚的野蛮人”谈得太多了。请注意一下这一节中的其他几个韵脚:“讲述——书”(talk-book),“坟场——悲伤”(grave-grief),它们的暗示性并不亚于“知道——欲为”(knew-do)和“道出——民主——带走” (say-democracy-away),最后,这个“再度”(again)强化了“疼痛”(pain)的习惯性一面。再者,这希望你们已能体会出“管理不善以及悲伤”一句的自我抑制特征:在这里,你们看到了因果之间在一行诗之内的巨大距离。就像数学所鼓吹的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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