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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一篇,想了想,还是发出来吧。不过觉得这样的文章还是少写为好。
《白色城堡》,兼谈狭隘的民族主义
Ⅰ
这两天在读零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Beyaz Kale),之前已接触过他的《我的名字叫红》(同样是一部杰作)。这本书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一位威尼斯的年轻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并被帕夏(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军政长官的称呼)分配给土耳其人霍加做奴隶。有趣的是两人外貌非常相似,他们一起研究各种科学,直至“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在围攻“白色城堡”失败后,霍加逃出了这座城市,奔向梦寐已久的威尼斯,而威尼斯人则作为霍加的替身留了下来。
《卫报》这样评价《白色城堡》:“它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涵括了这样的深思。”这是很精练的评价,《白色城堡》要着重刻画的是“个人神话”。帕慕克巧妙地写出了一个在西方面前忽然茫然无措的东方人的形象——霍加,无知却极自大(尽管在心中存有学习的渴望)。面对博学的威尼斯人,他拼命地证明对方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近乎疯癫,自我的探询使他忧郁。
Ⅱ
为什么要谈到“狭隘的民族主义”?——由霍加想起最近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其目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颂国学,二是反西化。这类文章大多都写得抑扬顿挫,慷慨激昂,让众多的心地单纯的读者们热泪纵横。颂国学本来无可厚非,但人们只愿停留在“颂”的梦中,遂出现种种怪事。一次见到某教授听到夸赞西方的莎士比亚,便拍案而起:“莎士比亚的小说能比《红楼梦》么?崇洋媚外!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读,去读那些皮毛!不可救药!”
我们当然知道莎士比亚还没有打算涉足小说领域,他的作品也不是皮毛。这类反驳苍白无力可见一斑。以上几类基本都自命为文化捍卫者,人数众多。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自己却很少关注过国学,更少真正接触过西方文化,只是不服气,究竟差别在哪里,却不清楚。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想尽办法把这一套传给下一代。这样来看,我们的国学早晚会被变成狭隘民族主义朽木上的一根枯枝。王小波曾说:“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祸宣传。我别无选择。”
Ⅲ
言归正传,帕慕克在谈到《白色城堡》时这样说道:
另一方面,这个伪装的主题也反映在土耳其面对西方文化的脆弱性上。写完《白色城堡》之后,我意识到:这种嫉妒——对于受他人影响的焦虑——和土耳其面对西方的处境非常类似。那就是既想变得西化,又被批评没有做真正的自己。既想掌握欧洲的精神,又对这种模仿的驱动力感觉内疚。这种情绪的起伏令我想起相互竞争的兄弟关系。
“想变得西化,又被批评没有做真正的自己。”这是句漂亮的概括。读《白色城堡》,我看到了一个严肃思考着的作家。他也借助绝妙的天才,使全世界为他的祖国拥有如此的历史而羡慕不已。了解西方是必须的,但我们要更重视的——是分辨西方的哪些东西对我们有益。黑格尔,庞德,还有许多西方学者早已掌握了这种技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抛下霍加似的自大,走到实地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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