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诃婆罗多》系列

Hermes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译本序

    《摩诃婆罗多》，这部古代印度伟大作品的全译本开始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译者只是起桥梁作用，用不着在书前面说三道四。书的内容如何，读者自己会看。除了全书目录、内容提要、主要人物表以及翻译说明以外，译者不必在读者阅读以前向他提供成见。这是一部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只需要译者对特殊用语加以注释，此外，书自己会向读者说话。
    作品自己向读者说话，读者心中理解并评价，有时会提出疑问又向书中寻求解答，这形成了读者和作品(不一定达到作者)之间的对话。这是平常的自然的过程。
    这是一部很古的书，又是外国的书，又是很大的书，译本有几巨册之多。原作者不会只是一人。最初成书年代至少在两千年前，有些内容甚至更早。读者和本书进行对话会成为马拉松式的长途赛跑。不过可以分段对话，不必一气呵成。这书的体裁也是对话。一对又一对，一层又一层，从头到尾是对话。只有很少的叙述和标明对话者的词不是对话，也不是诗句。这种对话和诗句的体裁表明，这书原是口头吟唱、传诵、表演的底本。这是古代民间文学的常用形式，读者一望便知。读者一面看书，一面听印度古人将故事一个一个、一层一层讲下去，用问答形式表演下去；自己有意无意也在参加对话。这又好像是台上台下、演员观众一同参加的一幕一幕、一场一场的戏剧，连台戏、连续剧。
    一幕戏展现一个世界，各个世界连起来构成一个世界的历史。读者若能进入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原来不熟悉的人物活动，渐渐又会发现原来也还是有点熟悉的。古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书中人和自己，都不是那么隔绝不能相通的。这样，我们不由自主要对书中人和事指指点点，进入书中世界和书中人对话了。这书就看得下去，不厌其长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我们听到宝玉和黛玉的对话，不是如同进了“太虚幻境”吗?是虚幻的，又是真实的。是生疏的，又是熟悉的。王熙凤、薛宝钗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她们有了意见，我们就谈起话来了。古和今，书和读者，由对话连接起来了。
    印度的这部书能不能吸引中国读者进入其中世界并进行对话呢?译者不是导游，不便从中插嘴，硬要读者照译者一样看，一样想。那显得对读者的独立自主能力缺乏尊重。译者不等于研究者、指导者。研究论文可另作。
    这部大书在印度古时被称为“历史传说”。欧洲人照古希腊荷马的书的归类称它为史诗。这里面有印度古人装进去的种种世界缩影。有家谱和说教，那是祠堂和教堂的世界。有数不清的格言和谚语，那是老人教孩子继承传统的世界。有神向人传授宗教哲学被印度人尊为圣典，那是信仰的世界。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统称为“正法”的各种各样的世界。有一个大故事是大世界。还有许多小故事是小世界。读者游览这个复杂的世界比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还会迷惑。不过可以不先想像画出全图，只是怡红院、潇湘馆……一处一处游览过去便是。若只想知道大世界，那就可以跳过许多小世界，过门不入，不“求全责备”。否则，在小世界中流连忘返也行，可以“不顾大局”。若是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毫不遗漏，那是研究，不是阅览了。若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就不必那样看书。这不是课本，不需要字字句句通读、细读。若是有选择的读，书中有不少世界的情景也许不亚于小说那样有趣，寓言教训也不见得完全过时，印度古人好像离开我们今天中国人也不是那么遥远，但也不是中国佛教中的菩萨、罗汉。
    这是一部有诗的形式，历史文学的性质，百科全书内容的印度古书。不同的读者可以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译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在书前面介绍自己所读出的，印度人和印度以外的人、古人和今人所读出的，形形色色的意义。还是读者自寻意义为好。
    译者的愿望并不仅是使中国书库里具备这一大部世界古代名著，主要的还是使这书能有和它对话的中国读者，使这部外国古书能在中国现代起一点多积极而少消极的作用，使读者能由此多了解一点邻国印度的真实面貌。遗憾的是原来的诗体无法照搬。原书虽用古语，却大体上是可以通俗的诗句，不便改成弹词或新诗。我们决定还是照印度现代语全译本和英译全本、俄译全本的先例，译成散文。有诗意的原文不会因散文翻译而索然无味。本来无诗意只有诗体的部分更不会尽失原样。这样也许比译成中国诗体更接近一点原来文体，丧失的只是口头吟诵的韵律。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翻译过程中努力的目标。
    译者本不需要在书前讲话，而似乎又不能不讲话，于是讲这些。读者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写下了也可以涂抹去，涂抹去了还可以留下来。最后这半句话是当代欧洲有位哲学家讲过的意思，这里借用一下。历史和古书都是时间涂抹去了的，但留下了轨迹，还不断意义翻新。

所属图书：《摩诃婆罗多（全六卷）》  
金克木  
2006-1-17

Hermes

《摩诃婆罗多》前言

    一 翻译缘起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中国早在五世纪初就已知道这两大史诗。鸠摩罗什(344—413)译《大庄严论经》卷五曰：“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但这两大史诗属于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系统，也就没有进入中国历代佛教高僧的译经范围。倘若这两大史诗是佛教典籍，尽管卷帙浩繁，凭中国古代高僧们的译经能力和气魄，将它们转梵为汉是不成问题的。这样，这两大史诗的翻译任务延宕了一千多年，留给了我们。
    1960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亲自执教五年，培养了一批弟子。这批弟子踏上各自工作岗位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两位先生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弟子们也是学业荒废。在“文革”后期，季羡林先生尚未“解放”，却在学术本能的驱使下，开始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从1973年到1976年，已经译出近三卷。“文革”结束后，有了出版机会，季先生便乘兴继续译下去。在八十年代头五年中，七卷八册的《罗摩衍那》汉译本全部出齐。
    随着季先生的《罗摩衍那》汉译本陆续出版，我们这些弟子很自然会想到什么时候能把《摩诃婆罗多》也译出来?《摩诃婆罗多》的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四倍，令人望而生畏。而根据西方学者译介《摩诃婆罗多》的经验，可以先从其中的插话入手。早在五十年代，金克木先生就曾选译《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著名插话故事《莎维德丽》，发表在《译文》杂志上。1979年，金先生又译出《摩诃婆罗多》的楔子《蛇祭缘起》，并写了一篇剖析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当时，我的同学赵国华有志于献身《摩诃婆罗多》翻译，译出了另一个著名的插话故事《那罗和达摩衍蒂》，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随后，赵国华与席必庄和郭良鋆合作，由金先生开列插话故事篇目，译出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金先生支持下，赵国华约定席必庄、郭良鋆和我一起合作翻译《摩诃婆罗多》全书。译文决定采取散文体，译本拟分作十二卷。金先生亲自动笔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的前四章。这前四章中包含全书的篇目纲要，翻译难度很大。金先生的译文为全书的翻译起了示范作用。
    当时，我和郭良鋆手头有别的工作，与赵国华商定，我们从第五卷开始参加进去，前四卷主要由他和席必庄承担，先译起来。这样，到了1986年，他和席必庄译出了第一卷。可是，这时国内出版社普遍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在寻找出版单位方面遇到了困难。直至199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个出版计划。
    199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摩诃婆罗多》后，他再次和我们商定翻译计划的分工和实施，由我和郭良鋆承担第五、九、十和十一卷的翻译，其他各卷的翻译由他和席必庄承担。
    不料，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他年仅四十八岁，正处在学术生命的巅峰期。噩耗传开，他的老师、老同学和同事们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扼腕痛惜。《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于1993年年底出版，他也未及看到。
    赵国华逝世后，对于这项翻译工程是否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有些犹豫。而《摩诃婆罗多》第一卷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希望我们继续完成《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翻译，并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赵国华的遗愿，便决定担起这份责任。席必庄和郭良鋆是原定的参加者，我又邀请葛维钧和李南参加进来。后来，段晴也志愿加入我们的行列。翻译工作基本按照第一卷确定的体例进行。这项翻译工程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
    这样，又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全书原计划分成十二卷出版，现在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合并成六卷。按照最初的翻译设想，大家分头翻译，文责自负。后来，季羡林先生提醒我，这样的集体翻译，译文应该互相校订一下。由于大家手头的工作都很繁重，全书的译文便由我负责校订和定稿。1993年版的《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这次重新排版，与《大会篇》合成一卷，作为新版第一卷。趁此机会，我也对《初篇》译文作了校订。原有的“翻译说明”和“后记”作为附录收入新版第一卷，以示对赵国华翻译《摩诃婆罗多》首创之功的纪念。
    《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决定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导言的任务是介绍每卷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评析，也可以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或对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些提示。这样做也有助于对《摩诃婆罗多》的深入研究，符合我们翻译这部史诗的本意。
    当然，按照金克木先生在“译本序”中表达的想法，译者可以不写这样的导言，让读者自己去读。但我考虑再三，还是忍不住要这样做。这或许正如金先生所说：“译者本不需要在书前讲话，而似乎又不能不讲话。”因此，对于我撰写的这些导言，我也仿效金先生的说法：“读者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二 《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
   
    关于《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是梵文学者长期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确切的定论，但也产生了一些多数学者可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的看法。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一种将神话传说当作历史的印度传统说法，即认为《摩诃婆罗多》写成于公元前三千一百年。
    按照印度神话传说，迦利时代开始于公元前三千一百零二年，黑天死于迦利时代的第一天。又按照《摩诃婆罗多》故事，般度族五兄弟在黑天死后，结束统治，远行升天。而毗耶娑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开始创作《摩诃婆罗多》，用了三年时间。这样，成书年代便是公元前三千一百年。
    这种成书年代貌似精确，但只能当作神话看待，绝对不足凭信。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Winternitz)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八百年，长期以来反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至于《摩诃婆罗多》在这漫长的八百年间的具体形成过程，学者们经过多年探讨，现在一般倾向于分成三个阶段：(1)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Jaya)；(2)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Bhãrata)；(3)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
    《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式可能叫做《胜利之歌》。可以设想，毗耶娑的《胜利之歌》讲述的是婆罗多族大战的核心故事。毗耶娑将这《胜利之歌》传授给自己的五个徒弟，由他们在世间漫游吟诵。这些徒弟在传诵过程中，逐渐扩充内容，使《胜利之歌》扩大成各种版本的《婆罗多》。
    现存《摩诃婆罗多》是护民子传诵的本子。毗耶娑的这五个徒弟实际上是各种宫廷歌手苏多和民间吟游诗人的象征。据此我们可以想象《摩诃婆罗多》的早期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和文字的流动性。
    如果说从《胜利之歌》向《婆罗多》的演变，主要是充实故事内容，“里边没有加插话”。那么，从《婆罗多》向《摩诃婆罗多》(意译是《伟大的婆罗多》或《大婆罗多》)的演变，主要不是充实故事内容，而是汇入大量与核心故事关系不太紧密的插话。这些插话大多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以及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精校本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二万四千颂左右的《婆罗多》曾经一度被婆罗门婆利古族垄断。由于《婆罗多》是颂扬刹帝利王族的英雄史诗，因而婆利古族竭力以婆罗门观点改造《婆罗多》，塞进大量颂扬婆利古族和抬高婆罗门种姓地位的内容。此后，原始的《婆罗多》失传，代之以《摩诃婆罗多》流传至今。

所属图书：《摩诃婆罗多（全六卷）》  
黄宝生  
2006-1-17

Hermes

《摩诃婆罗多》译后记

    《摩诃婆罗多》全诗译稿终于完成了。从第一篇《初篇》出版的1993年算起，迄今已有十年时间，而加上1993年以前做的工作，总共有十多年时间。当然，我们集中全力投入这项翻译工程是在它1996年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之后。无论如何，用“十年磨一剑”形容我们的这部译作，还是十分恰当的。
    其实，花费十年或十多年时间翻译《摩诃婆罗多》是正常现象。想当初，印度一批优秀的梵文学者历时近半个世纪，完成了《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其间，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逝世后，由贝尔沃卡尔接任主编，而贝尔沃卡尔年迈体衰后，又由威迪耶接任主编，真可谓“前仆后继”。在精校本问世前，《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只能依据通行本。印度学者K.M.甘古利用散文体翻译的《摩诃婆罗多》（1883—1896）是第一部英语全译本。印度学者M.N.杜德用诗体翻译的《摩诃婆罗多》（1895—1905）是第二部英语全译本。在这两种英译本产生之前，法国梵文学者福歇（H.Fauche，1797—1869）就已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全诗，但他翻译出版了全诗十八篇中的前八篇（巴黎，1863—1870），不幸逝世而中断。按照他的生卒年推算，倘若他不是在六十多岁，而是在五十多岁时动手翻译，就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完成《摩诃婆罗多》的法语全译本了。美国梵文学者布依特南（Van.Buitenen）于1967年开始依据精校本翻译《摩诃婆罗多》，相继出版了三卷（芝加哥，1973、1975和1978），包括全诗的前五篇。在第三卷的前言中，按照他的估计，全诗译完出版大约要到1983年以后。可是，他不幸于1979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倘若天假其年，他在六十岁以前就能完成全诗翻译，实在令人惋惜。
    确实，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了充分的学养积累之后，才能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就是说，一个梵文学者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就意味着要为它奉献自己一生中的学术成熟期。幸运的是，我们这个中文全译本依靠集体的力量，最终得以完成，没有夭折。然而，这项翻译工程的发起人，我的同学赵国华已于1991年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八岁）；我们的老师金克木先生亲自翻译了《初篇》前四章，为我们确立了翻译体例，此后经常关心我们的翻译进程。他也未能见到这项翻译工程完工，而于2000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现在，全诗译稿已经完成，即将付梓出版，也可告慰他俩的在天之灵了。
    自1996年这项翻译工程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后，翻译任务由郭良鋆、席必庄、葛维钧、李南、段晴和我共同承担。我作为项目主持人，除了承担翻译任务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统稿工作。这些年来，我把我的主要精力全都投入这项工作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这是一场持久战，一场“马拉松”长跑，既是对自己学术能力的检验，更是对自己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我有一种愚公移山，天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这一两年中，我全神贯注，日以继夜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在这些日子里，《摩诃婆罗多》仿佛已与我的生命合二而一，使我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置之度外。我能体验到淡化身外之物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而这种精神愉悦又能转化成超常的工作效率。我暗自将这称为“学问禅”，也就是进入了思维入定的“三昧”境界。
    对于翻译《摩诃婆罗多》的意义，也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而加深认识。我以前对《摩诃婆罗多》的理解侧重于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和一些著名的插话。《摩诃婆罗多》中插话的内容包括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我早在1973年就曾作为翻译练习，译出过其中最重要的宗教哲学插话《薄伽梵歌》。而这些插话数量之多，大约占据了《摩诃婆罗多》全诗的一半篇幅。由此，《摩诃婆罗多》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它的内涵溢出了西方的史诗概念。我们这次译出《摩诃婆罗多》全诗，尤其是其中的《和平篇》和《教诫篇》，我对这一点有了更直接的体会。
    英语中的史诗（epic）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言论”或“说话”。正如伏尔泰所说：“习惯使此词变成专指对英雄冒险行为的诗体叙述”。这是西方传统的史诗概念，或者说，史诗主要是指英雄史诗。按照这种史诗概念，《摩诃婆罗多》可以说是一部以英雄史诗为核心的长诗。然而，《摩诃婆罗多》自称是“历史传说”（itihãsa，意思是“过去如是说”）。这样，《摩诃婆罗多》倒是更符合epic的汉语译名“史诗”。它是以诗的形式吟唱印度古代历史传说。它涉及创世神话、帝王谱系、政治制度、宗教哲学、律法伦理和天文地理，全都以婆罗多族大战的故事主线贯穿了起来。也就是说，它以古代英雄传说为核心，全方位地记述印度古代历史。它的功能类似中国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它是印度古人在没有书写习惯的条件下，记述历史和保存文化的一种特殊手段。
    史诗和史书存在一些本质的区别。史诗记述历史传说，史书记述历史事实。史诗饱含艺术想象，史书崇尚实有其事。史诗（尤其是原始史诗）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播，史书以书面方式写作和传播。然而，史诗内容的传说性主要是指诗中的人物和事件，诗中提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并非完全虚构。《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从吠陀时期的婆罗门教转化为史诗时期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时代。在《摩诃婆罗多》中提供的种姓制度、宗教礼仪、律法伦理和风俗习惯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且，史诗作者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部史诗中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宗教哲学思想和社会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不仅通过直接的说教方式表达，也通过史诗人物和故事形象地表达。可以说，这些思想和理念是印度古人世世代代积累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因此，这部史诗在印度古代最终也被尊奉为宗教经典，称作“第五吠陀”。
    基于这种情况，印度古人对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文化定位有所不同。他们将前者称为“历史传说”，而将后者称为“最初的诗”（ãdikãvya）。《罗摩衍那》的人物和故事比较集中，虽然也有插入成分，但不像《摩诃婆罗多》那样内容庞杂。它更接近西方传统的英雄史诗概念。当然，作为史诗中英雄的品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样，具有强烈的宗教伦理色彩，也就是以“正法”为规范。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原始史诗中英雄的品质。
    印度传统将《罗摩衍那》称为“最初的诗”，主要是着眼于艺术形式上的变化。《罗摩衍那》虽然与《摩诃婆罗多》一样，也主要采用通俗简易的“输洛迦”诗体，但语言在总体上要比《摩诃婆罗多》精致一些，开始出现讲究藻饰和精心雕镂的倾向。而这种语言艺术特点在后来出现的“大诗”（mahãkãvya）中得到充分体现。“大诗”也就是古典梵语叙事诗。按照檀丁（约七世纪）在《诗镜》中的描述，“大诗”分成若干章，故事取材于传说或真实事件，主角是勇敢高尚的人物，诗中应该描写风景、爱情、战斗和主角的胜利，讲究修辞和韵律，篇章不要过于冗长。这说明“大诗”的艺术特征更直接导源于《罗摩衍那》。因此，印度古人将《罗摩衍那》称作“最初的诗”，同时把传说中的《罗摩衍那》作者蚁垤称作“最初的诗人”。
    我们译出了《摩诃婆罗多》，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起码有印度学和史诗学两方面的研究价值。前面已经说到，《摩诃婆罗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堪称印度古代文化集大成者。它为研究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宗教、哲学、政治、军事、伦理和民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现代印度学者对《摩诃婆罗多》经常就这些专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国际梵文学界也公认《摩诃婆罗多》对于印度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梵文学者英格尔斯（D.H.H.Ingalls）在评价《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功绩时，首先强调对于《摩诃婆罗多》的研究“将会成为照亮印度历史的光芒”。接着说道：“然而，没有这部校勘本，没有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对梵文学术作出的这一伟大贡献，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光芒。”美国学者布依特南在他的《摩诃婆罗多》英译本第一卷导言中说道：“如果不能充分和自觉地吸收《摩诃婆罗多》中的史料，那么，西方关于印度文明进程的学问是很不完善的。”荷兰梵文学者狄雍（J.W.De Jong）则直截了当地说道：“如果不了解《摩诃婆罗多》，怎么能阐释印度文化？”
    而我在翻译过程中，还深切体悟到《摩诃婆罗多》中隐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与史诗通常的特征相一致，《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和故事也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史诗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这部史诗并没有耽于神话幻想，而富有直面现实的精神。它将婆罗多大战发生的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和迦利时代之间”，也就是“正法”(即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在人类社会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摩诃婆罗多》充分展现了人类由自身矛盾造成的社会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史诗作者为如何解除社会苦难和摆脱生存困境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各种“入世法”和“出世法”，苦口婆心地宣讲，也将他们的救世思想融入史诗人物和故事中。但他们同时又感到社会矛盾和人类关系实在复杂，“正法”也非万能，有时在运用中需要具有非凡的智慧。
    无论如何，史诗作者代表着印度古代的有识之士。他们确认“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为人生四大目的。他们肯定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但认为这种追求应该符合正法，而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解脱。他们担忧的是，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一旦失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直至自相残杀和自我毁灭，造成像婆罗多族大战这样的悲剧。因此，《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它凝聚着沉重的历史经验，饱含印度古代有识之士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自然，他们的“正法”观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但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经种种社会形态，生存方式并无根本改变。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茅屋变成楼房，依然是房屋；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古人变成今人，依然是人。社会不平等依旧，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依旧，恃强凌弱依旧，由利害、得失、祸福和爱憎引起的人的喜怒哀乐依旧，人类面对的社会难题和人生困惑依旧。所以，《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面历史古镜，并没有完全被绿锈覆盖，依然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我通过这次翻译工作，对《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由衷地生出一份敬畏之心。
    每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一批甘愿献身于基础建设的学者。这里，我又想起丹麦梵文学者泽伦森（S.Sörensen，1849—1902）花了二十年时间编制《〈摩诃婆罗多〉人名索引》，以致他很晚才获得教授职称。然而，他却于这部索引开始排印的当年逝世，未及见到这部厚重的索引（十六开本，八百多页）面世。但后世从事《摩诃婆罗多》研究的学者都会感谢他的这部索引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部《摩诃婆罗多》全译本问世后，如果能受到国内印度学和史诗学学者们的重视和利用，我们这些年来耗费的时日和付出的辛劳，也就得到回报了。

所属图书：《摩诃婆罗多（全六卷）》  
黄宝生  
2006-1-17

Hermes

内容简介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 称为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已由季羡林先生翻译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摩诃婆罗多》的内容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四倍。全书共分十八篇，核心故事是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这部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迄今世界上仅有印度梵文学者历时半个世纪完成的《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和此前的英译本，而法国、美国等学者的译本皆中途夭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金克木先生的支持带领下，中文版《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开始启动，经过一批学者的艰辛努力，历时十七年，在黄宝生先生支持下完成了此项传世工程，也成为当今世界仅有的三种文本之一。
   
   
   
《摩诃婆罗多》核心故事梗概

     
    《摩诃婆罗多》全书共分十八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象城的持国和般度是两兄弟。持国天生眼瞎，因而由般度继承王位。持国生有百子，长子难敌。般度生有五子，长子坚战。这便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前者被称作俱卢族，后者被称作般度族。不久，般度死去，由持国摄政。坚战成年后，理应继承父亲般度的王位。但难敌不答应，企图霸占王位，纠纷从此开始。
    难敌设计了一座易燃的紫胶宫，让般度族五兄弟去住，准备纵火烧死他们。般度族五兄弟幸免于难，流亡森林。其间，般遮罗国王的女儿黑公主举行选婚大典，般度族五兄弟乔装婆罗门前往应试。五兄弟之一阿周那按照选婿要求，挽开大铁弓，射箭命中目标，赢得了黑公主。从此，黑公主成为般度族五兄弟的共同妻子。而般度族五兄弟也在这次事件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持国召回他们，分给他们一半国土。
    般度族在分给他们的国土上建都天帝城，政绩辉煌。难敌心生妒忌，又设计掷骰子赌博的骗局。坚战并不愿意参加赌博，但出于礼节，还是接受了难敌的邀请。在掷骰子中，坚战输掉一切财产和王国，又输掉四个弟弟和自己，最后输掉他们五兄弟的共同妻子黑公主。于是，难敌命令自己的弟弟难降将黑公主强行拽来，在赌博大厅当众横加羞辱。般度族五兄弟之一怖军怒不可遏，发誓要报仇雪恨。持国预感恶兆，不得不出面干预，答应黑公主的要求，释放般度族五兄弟。但难敌不死心，找回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再赌一次，讲定输者一方流放森林十二年，还要在第十三年过隐匿的生活，如被发现，就要再次流放十二年。这次赌博的结果自然又是坚战输掉。这样，般度族五兄弟被迫交出国土，流亡森林十二年，并在第十三年里隐姓埋名，在摩差国毗罗吒王宫廷里充当仆役。
    十三年期满后，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归还失去的国土，难敌坚决不允。于是，双方各自争取盟友，准备战争。般度族获得多门城黑天（大神毗湿奴的化身）的支持。般度族和俱卢族双方使者来回谈判。难敌一意孤行，拒绝讲和。坚战为了避免流血战争，作出最大让步，提出只要归还五个村庄就行，而难敌宣称连针尖大的地方也不给。最后，双方在俱卢之野开战。
    大战进行了十八天，经过反复的激烈较量，俱卢族全军覆灭。眼看般度族大功告成，没有料到俱卢族剩下的三员大将竟在夜间偷袭酣睡的般度族军营，杀死般度族全部将士。黑天和般度族五兄弟因不在军营而幸免。面对如此悲惨的结局，坚战精神沮丧，但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登基为王。坚战统治了三十六年后，得知黑天逝世升天。于是，他指定般度族的惟一后嗣——阿周那的孙子为王位继承人，然后与自己的四个弟弟和黑公主一起远行登山升天。
   
   
   
《摩诃婆罗多》总目

    (一)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译本序 / 金克木
    前言 / 黄宝生
    《摩诃婆罗多》内容提要
    主要人物表
    婆罗多族谱系
    导言 / 黄宝生
    第一 初篇
    第二 大会篇
    (二)
    导言 / 黄宝生
    第三 森林篇
    (三)
    导言 / 黄宝生
    第四 毗罗吒篇
    第五 斡旋篇
    第六 毗湿摩篇
    (四)
    导言 / 黄宝生
    第七 德罗纳篇
    第八 迦尔纳篇
    第九 沙利耶篇
    第十 夜袭篇
    第十一 妇女篇
    (五)
    导言 / 黄宝生
    《和平篇》内容提要
    第十二 和平篇
    (六)
    导言 / 黄宝生
    《教诫篇》内容提要
    第十三 教诫篇
    第十四 马祭篇
    第十五 林居篇
    第十六 杵战篇
    第十七 远行篇
    第十八 升天篇
    译后记 / 黄宝生

云起时

感谢楼主的转载!!!
本人只读过其中的<薄伽梵歌>...今日终于有好奇心与勇气去看全书了.....再次表示感谢!!!

南溟望月

感谢楼主，我正在看《罗摩衍那》

mu

这个系列我见过，好象是封面青色的
翻了一章就险些睡着……

assking

原帖由 牧场看守人 于 2007-6-13 10:00 PM 发表
这个系列我见过，好象是封面青色的
翻了一章就险些睡着……

睡吧,睡吧 确实让人想睡

Hermes

我读了几段，译文相当精美，我也很有兴趣，不过六大卷看起来相当恐怖，还没有勇气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