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希腊”与救中国——从翻译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像

danjierous

作者：潘艳慧

摘要：从晚清到五四，对英国诗人拜伦及其诗作《哀希腊》的不断译介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政治选择和个人想像。梁启超和马君武等人从民族国家、自由独立的角度来阐释拜伦，他们笔下的拜伦是一个热情、豪迈的人道主义英雄；而苏曼殊则主要从个人情感和人生体验等方面找到与拜伦的契合，因此他对拜伦的译介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但无论是“英雄”拜伦，还是“个人”拜伦，在“拯救中国”的时代要求下，他们最终合而为一，成为一种象征。

　　关键词：拜伦， 《哀希腊》， 梁启超， 苏曼殊， 翻译， 想像

　　文化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历来是中国传统文人藉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实施社会关怀的最佳路径。我们从那些充满“感时忧国”气息的诗词、咏叹里看到了中国历代文人入世参政时的豪情和落魄失意后的无奈与悲凉。因为时势的缘故，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到了晚清和五四一代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继与发扬1（P12）。 他们以感天动地的热情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与现代化中国的建构。目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种种强大优势，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中国人只有虚心向西方学习，此外别无它法。而学习的一个最佳途径就是将西方有用的东西“拿来”后对症下药。面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和实践，怎样选择、如何取舍自然是中国知识分子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和理论难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甚至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何以始终在“中体西用”、“西学中源”和“全盘西化”的怪圈中打转。

　　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毫无疑问，翻译起了巨大的作用。回顾五四前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译介与推衍，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严复的《天演论》，再到梁启超的《佳人之奇遇记》《经国美谈》等，无不透露出译介者在对象选择上表露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主导目的。而这些被译介者灌注了新的文化内涵的外来文化在中国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它们开花结果，成为中国所追求的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归化”了的外来文明与它们在本国的面貌早已相去甚远。因此，阐释和研究它们在中国的接受和比较它们在中外的差别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虽然不可能还原历史，但我们至少可以透过某些文本间的缝隙窥见历史在某一个瞬间的样貌。而体察这些被译介的作品或人物在中国被得以接受的路径，是我们试图接近历史的最便捷的方法。因为正如刘禾所言，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采纳、盗用，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因此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2（P115）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以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及其部分诗作在中国的命运为个案，考察并分析从晚清到五四不同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出的拜伦形象和精神的多样性，并力图廓清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中国式”拜伦与真实拜伦之间的差异。

　　一， “哀希腊”在中国的出现与译介：

　　拜伦，这个被勃兰兑斯指认为“给他那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打上了最后的决定性印记”的英国伟大诗人在他37年的短暂生命中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篇 3（P409）。《唐璜》是其后期最重要的一部长诗。这部“写出了宇宙间的普遍人性”的作品也是十九世纪堪与歌德的《浮士德》相媲美的唯一诗篇。4（P423） 作为英国历史人物的唐璜其实并不是一个英雄，相反他却是一个因为诱骗了某贵族少妇而被驱逐并到处流亡的青年无赖式的人物。他与拜伦本人某些经历和境遇的相似或许是他成为拜伦这部长诗的主人公的最大原因。但在拜伦笔下的唐璜同样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英雄，无论是其心灵还是性格，都和常人并无太大差异。不同的是这个“极美貌、骄傲、大胆而又运气好的人”竟充当了命运的宠儿。5（P424）虽然他屡次身陷险境，但又每次都能从死神的身边安全逃开；虽然他经受过无数与情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煎熬，但总有新的爱情给他带来新的幸福。正是这样一颗热情冲动、敏感正直的心灵在遭遇到饥饿的极度恐怖和沉船的厄运后，在希腊的海边遇见了美丽的希腊少女海蒂。沉浸在青春彩色的爱情和与大自然令人心醉的和谐之中的唐璜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希腊——是如此地痴迷与爱慕。正是此时，一个游吟诗人的吟唱将唐璜带到了残酷的现实。这块如海蒂一般美丽的土地正饱受着土耳其的侵扰，并面临着即将灭亡的噩运。这段吟唱带给热爱着海蒂和希腊的唐璜以巨大的震撼。伴随震撼而来的是打击。身为作者的拜伦对这一切当然感同身受。因为种种原因，作为希腊异族的拜伦在他后来的生命岁月里选择了与希腊人民站在一起、并共同抵御外辱。而这段在《唐璜》中并不太起眼的第三章中的一节就在诗内和诗外的世界里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意义对于和当时的希腊人有着相似处境的中国人来说，更是非凡和伟大。

　　曾经游历过欧洲、对西学有过较多了解的梁启超自然应该熟知拜伦和希腊之间的这段渊源。而《唐璜》中这节以恢宏的气魄、炽热的情感讴歌希腊昨日辉煌的文明、并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劲的魄力来召唤、鼓舞希腊人民奋起反抗外族压迫的文字无疑也会引起梁启超的共鸣。因此，当他在国内倡导“小说界革命”，并于1902年身体力行、亲自尝试写作新小说时，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插入拜伦的这一节富含鼓动色彩的政治倾向明确的诗句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新中国未来记》的第四回在描写黄李二君在旅顺一家客店里，由于思及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旅顺正经受着日本的欺侮、心下感叹不已之时，忽然听见隔壁有人在弹琴歌唱，其唱的正是拜伦的两节激励希腊人奋起的英语诗句。如果我们熟知在拜伦所有的诗歌中，关于希腊的描写恰好此二处最富有政治意味和最能鼓舞人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洞察梁启超在此专门插入这些有关希腊的诗句的深刻用意。这些诗句分别摘自拜伦的两部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为论述的方便，现将其所译《端志安》的译文摘录如下：

　　《端志安》：（今译为《唐璜》）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藏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6(P44-45)

　　黄李二君听到的诗句是用英语唱出的，在小说的眉批里叙述者（此处可等同于梁启超）将它们译成了汉语。上面所引的正是被梁启超根据弟子罗昌的口述而以曲牌“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填译的、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章中第86节的一、三两小节。它是长诗中人物效仿游吟诗人时所吟唱的诗。因此，在整个第三章中，这个共16节的诗行其实可以独立成章。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虽然将它们译成了汉语，但由于是安插在小说中的，他并没有给这两节诗命名。

　　为这两首诗7（即《渣阿亚》和《端志安》中有关希腊的两节诗）命名的分别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金一和马君武。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译拜伦的这两节诗带给国人巨大的震撼和鼓舞，而它同时也成为后来的学者们竞相翻译这同一首诗的内在动因。金一在赞叹钦佩之余，拿起译笔来将被梁启超译为《渣阿亚》（意为《异教徒》）的部分改译为《吊希腊》8。 而马君武更是有感于梁译《端志安》的不完整，谓“梁氏非知中文者，赖其徒罗昌口述之”，因此决意重译此诗9(P439)。1905年底，归沪省母的马君武在“雪深风急”的“一椽茅屋”之中，将全诗十六节以七言古风体译成，句子表达流畅，节奏舒缓深沉，并被冠以《哀希腊歌》的诗名。为便于与梁译等进行比较，特同样摘录一三和五六节如下：

　　《哀希腊歌》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吁嗟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

　　马拉顿后山如带，马其顿前横碧海。我来独为片刻游，犹梦希腊是自由。吁嗟乎！闲立试向波斯冢，宁思身为奴隶种。

　　……

　　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但余海岸似当年，海岸沉沉亦无语。多少英雄古代诗，至今传诵泪犹垂。琴荒瑟老豪华歇，当是英雄气尽时。吁嗟乎！欲作神圣希腊歌，才薄其奈希腊何！

　　……

　　一朝宫社尽成墟，可怜国种遂为奴。光荣忽傍夕阳落，名誉都随秋草枯。岂无国士生列岛，追念夙昔伤怀抱。我今漂白一诗人，对此犹惭死不早。吁嗟乎！我为希腊几颦蹙，我为希腊一痛哭。10(P35-37)

　　自此，拜伦的《唐璜》中的第三章的86节便以《哀希腊》的诗名正式出现在中国追求文化现代性的历史舞台上，而“吊希腊”和“哀希腊”的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藉以互勉和启蒙的有力武器、并被长久地镌入了现代化中国的艰难建构之中。

　　马君武之后，真正使拜伦本人及其诗作在中国引起广泛兴趣的应该是苏曼殊。个人品质和人生境遇的相似使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特出的传奇人物对异域的拜伦一见倾心。1906年，当苏曼殊在日本径子樱山与母亲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正是有感于拜伦和自己人生体验的某些吻合，他开始翻译这首诗 11，并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曼殊）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梵声与流水相应，盖哀中国之不竞，而以伦身世身况。舟子惶骇，疑其痴也。”12(P324) 现同样摘录译诗中的一三和五六节：

　　《哀希腊》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茶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

　　……

　　山对摩罗东，海水在其下。希腊如可兴，我从梦中睹。波斯京观上，独立向谁语。吾生岂为奴，与此长终古。

　　……

　　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不闻烈士歌，勇气散如云。琴兮国所宝，仍世以为珍。今我胡疲恭，拱手与他人。

　　……

　　威名尽坠地，举族供奴畜。知尔忧国士，中心亦以怼。而我独行谣，我犹无面目。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13(P32-35)

　　此后苏曼殊对拜伦的译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1906年他又翻译了拜伦的《赞大海》、《去国行》等三首诗，并于1909年率先在国内出版了第一部拜伦诗集《拜伦诗选》14，其中共收录了拜伦的五首诗。他还在1908年和1911年出版刊印了译文集《文学因缘》和《潮音》，进一步将拜伦全面推介入中国，成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15(Ｐ181)。

　　苏译《哀希腊》采用了五言古体，其“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16的译风和译诗中透露出的浓郁的异域色彩使该诗在当日的中国传诵一时。在译诗之余，苏曼殊更是充满热情地向国人介绍拜伦本人，在诗词里以“中国的拜伦”自诩，在生活中对拜伦也处处效仿。

　　1913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看到张奚若从国内带来的苏译本的《哀希腊》后，“得尽读之”。虽然知道《哀希腊歌》有梁译、马译等不同版本，在通读苏译《哀希腊》之后，胡适仍然有感于“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马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而苏译虽然“大谬之处尚少”，但“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17（P6），便决定重译此歌。于是，在1914年，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胡适在“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的深夜，满怀豪情地以离骚体翻译了拜伦的这首《哀希腊》。现摘录五六节如下：

　　往烈兮难追；故国兮，汝魂何之？侠子之歌，久销歇兮，英雄之血，难再热兮；古诗人兮，高且洁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

　　虽举族今奴隶兮，岂无遗风之犹在？吾慷慨以悲歌兮，耿忧国之魂磊。吾惟余頳颜为希人羞兮，吾惟有泪为希腊洒。18(P140-143)

　　这以后，学者们对《哀希腊》的翻译活动仍然没有停止。1922年，胡寄尘和柳无忌几乎同时翻译了《哀希腊》。1925年，王独清又复译了《吊希腊》19。建国后，更有查良铮、朱维基等人分别译出了《唐璜》全文，杨德豫也出版了包括《哀希腊》在内的《拜伦抒情诗选》，周流溪、李继青等人也多有尝试。

　　二， 拜伦在其本国和希腊：

　　拜伦勋爵，这个被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花费了整整七个章节、并以一种极度钦佩和赞赏的语气、优美华丽的语言谈论着的英国诗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的本国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礼遇。在他短短的三十七年的生命岁月里，诽谤、侮辱和打击与赞赏、爱戴是如此对立而又和谐地包围着他，直到这个在他同时代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占有一个位置”的英国贵族最终客死他乡以后，这一切并没有停止。在他身后，诋毁和揄扬依然紧紧地跟随。

　　正如勃兰兑斯所言，作为雪莱精神上的继承人，拜伦的名字出现在了他那个时代历史的每一页，在英国文坛上，“这个人的道路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司各特所开辟，他本人为骚塞所憎恨，为兰多所误解，为穆尔所爱，为雪莱所钦佩、所歌唱，并受到雪莱的影响。”20（P309）但是，活着的拜伦在当时的英国很少得到真诚的赞扬，相反，自他的第一首诗发表开始，等待他的便是无尽的讽刺和严苛的批评。1808年，当时英国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权威《爱丁堡评论》，针对拜伦的（标有“未成年者”的）诗集发表了一篇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书评，并告诫这个年轻的诗人以后不要再写诗了。“评论家们的攻击第一次在拜伦的身上激起了一种感情”，那就是日后永远支配着他的内心的“独自反抗”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他的自我，也让他以狂怒的激情写下了《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一篇横扫和鞭打了当时英国所有的文坛名人的、“轻率”“粗暴”的讽刺诗。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这篇惹恼了所有名人的作品却为他恢复了名誉。

　　1809年，拜伦第一次离开了英国，去欧洲游历。正是这一次的离开让作为英国贵族、上议院议员的拜伦体察到了别民族的更多的真实。在《查尔德·哈罗德游记》里，他初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嗤之以鼻；他嘲笑英国人所说的“塔拉伐加大捷”；他开始大胆地将法国拿破仑奉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开始向往那些往昔岁月中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战争。因此，在他的这一次游历中，他选择的都是那些“没有染上文明色彩、居民的个性几乎完全没有为礼俗所束缚的地区”；“作为卢梭的嫡系弟子，他强烈同情一切还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的种族”21(P335)。这次游历给了他日后诗作无穷的素材，也使年轻拜伦的政治倾向变得明朗起来。

　　1812年，拜伦在英国议会里成功地为诺丁翰的贫穷织工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并成为当年伦敦上层社会社交的宠儿。他被当时英国上流阶层的太太小姐们的艳羡与爱情所包围，并一度沉迷于这种轻佻放荡的生活——直到他草率地结婚。1816年，拜伦夫人在短暂的婚姻生活后，带着刚一个月的儿子离开了拜伦。而“拜伦被妻子抛弃的消息一经传开，公众对他的态度便突然完全改变了”，于是，拜伦“在一个早晨醒来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败名裂，被社会当成了无赖汉”。22(P353) 原来无论在文坛上，还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他的敌人早已多得不可胜数，这种“人间的同类之间所怀有的卑鄙龌龊的嫉恨”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他甚至不能平安无事地出现在街头，他在去上议院的路上，遭到一大群人的侮辱；在上议院里，也无人理睬他”。此时的拜伦无路可走，虽然他一向恃才傲物，但却只有悄然离去。正如他自己所言，“假如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和咕哝着的一切全是真事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假如这些全是造谣中伤的话，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23（P358） 因此，1816年，他再次离开英国，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回去。

　　这次的不幸虽然使他不再被人当作偶像崇拜，但他从此得以脱离伦敦上流社会的奢靡没落的生活，并“斩断了他和当时的社会以及社会精神之间那种令人销磨斗志的联系”，还为他积累了更多的战斗资本和更大的战斗力量24（P359）。他的这种斗志在希腊的民族战争中终于有了最好的表现。虽然他在第一次游历希腊时，也曾对着陷入困境中不思奋起、一心指望别国援助的希腊大声疾呼：“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自己拿起枪刀。”如果说当日他对于自由的热爱还只能属于一种政治性质，是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目睹别的国家不能摆脱异邦的奴役而产生的愤怒，那么当他被逐出英国文坛、在国外也不断受到驱逐、并辗转来到希腊时，他就更进一步地懂得了“自由”这个字眼更广泛、更充分和更普遍的含义。因此1818年以后在希腊的日子里，他一边写作《唐璜》，一边投入真正的战争。他选择了最危险的指挥官岗位，并努力减轻作战给两国人民所带来的伤害，直到1824年因病去世。勃兰兑斯是这样评论拜伦的去世与希腊人的悲痛的，他说：“拜伦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希腊。对这个国家来说，它的影响就象是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天灾，其后果简直无法估量。”但当他的遗体被运回英国时，教士们拒绝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区给他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名声已经传播于全世界，并不取决于英国的贬责或是希腊的赞扬。在俄国和波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精神生活中，他如此慷慨地到处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从种下龙的牙齿的地方跃出了披盔戴甲的武士。”25(P453)

　　三， 中国知识分子在译介中对拜伦的想像：

　　当我们谈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接受和想像这个话题时，我们必须再一次地回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对话现场。在倾听隔壁所传来的优美歌声时，显然黄李二君更为感兴趣的是歌唱的内容。从对话看，他们对拜伦助希腊的事迹应该比较熟悉。事实上，是作者梁启超借他们二人之口，对读者也就是他的国人，谈论拜伦和他所代表的精神：“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26(P45) 这是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出场。这显然是梁启超努力为之的结果。为了使他笔下的拜伦形象真实可感，梁启超也许早以埋下伏笔，因为《新小说》创刊号上所刊登的拜伦的照片能给我们些许这样的暗示。就这样，梁启超通过《端志安》所彰显的那个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热情的“拜伦”与创刊号上的拜伦照片一起在中国树立了一个英雄无私的拜伦形象，并迅速在日本和国内掀起了一阵“话说拜伦”的狂潮。而此时笼罩在拜伦形象头上的是一个“热爱自由”“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光环，并且自此在中国拜伦就和“哀希腊”“民族国家”融为一体，不再分割。

　　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在他的新小说里塑造的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热爱自由与和平的英雄拜伦形象。这个形象和我们以上所述的拜伦本人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作为助希腊独立的“英雄”只是真实拜伦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有学者剀切地指出，梁启超虽然敏锐地感受到拜伦的个性魅力，但在将拜伦放置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时，他自觉地放逐“私人”的拜伦，而弘扬“公众”的拜伦27。梁启超为什么要这样作？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新中国未来记》的写作背景，就会对这个问题一目了然。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时候，也正是在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后不久，并进一步撰写《新民说》的时候。当他欲借西方小说来抬高中国小说的地位时，他要提高的其实是小说的政治、社会功能，他要号召的是文人以文学参政并以小说新民和启蒙。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欧梵认为梁启超写《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就是要为近代文人通过小说涉足社会政治铺平道路28(P302)。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何以会在自己的新小说里插入异族诗人拜伦的形象，因为这个英雄形象既可以成为中国文人参政的最好榜样，又可以作为梁启超政治主张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深入人心，他还可以号召广大的和希腊人有着相同境遇和心态的中国人起来反抗。

　　马君武对拜伦的想像与设计和梁启超有着惊人的相似。1905年，马君武在译诗题记中叹道：“呜呼？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29（P438）正是对中国当时现状的痛切与关怀促使马君武在梁启超之后进一步赋予拜伦以雄浑豪壮的气魄和革命的崇高意志。而马君武雄豪深挚的译笔，如他的创作一般，具有一种深挚感人的力量，较同时期苏曼殊的译诗，流传更广30（P154）。因此，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认为，自己“最爱读马君武的译文，以为以他的气魄译此等诗最为相称”31（P147）。

　　事实上，正如王森然所指出，“马君武译《哀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窜改原意”32（P101）。但正是马君武的这种豪杰译法将拜伦的形象在中国再次定格为英雄。并且，我们不能忘记正是他给这16节诗定名为“哀希腊”。从“哀希腊”到“哀中国”再到“救中国”，这中间的互文关联怕是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领悟的道理和都可效仿的路径。从文学到现实，从希腊到中国，从“哀”到“救”，我们不能不体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不独梁启超、马君武如此，即使是政治主张一向趋于温和的胡适也一样。虽然他翻译拜伦的《哀希腊》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对译诗诗体上的探索和尝试，但也同样地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政治化的倾向。细读译诗，我们就会发现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始终贯串前后。“感时忧国”，是夏志清对现代中国文学总体特征的一个概括。在我看来，这四个字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国家危难面前所持有的强烈的道义使命感使他们的谈论内容和描述对象总是和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李欧梵说，“感时忧国”事实上涵盖了各种不同解释：种种写实主义的矛头都只对向唯一的目标；种种革命姿态只诠释唯一的乡愁——中国。33（P227－228）

　　如果说梁启超、马君武等人对拜伦的想像是因为戴了一副民族国家的眼镜，那么苏曼殊从拜伦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他自己。换句话说，苏曼殊是把拜伦作为自己的镜像来向国人描述的。苏曼殊，这位“有着革命情绪的爱国主义者”和“浪漫诗僧”34（P535），与拜伦在性情上有着天然的相似。或者正如郁达夫所言，苏曼殊恰好继承了拜伦的那一时代的浪漫气质35。 他们二人的相遇，“宛如漆黑的夜空中两颗行星的相遇”36。因此，如果说梁启超等发现的是作为“英雄”的拜伦，那么苏曼殊所发现的拜伦便是作为“人”的拜伦。他在这个热情、冲动、聪敏而又高贵的异族诗人那里找到了一种真正的心灵契合。诗人率真坦荡的性情、对爱情与自由的痴迷、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无不带给苏曼殊那颗同样敏感多情的心以极度的震撼。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对爱情有着相同的态度和相似的理解，而拜伦的多情又恰好可以成为苏曼殊与众多女子恩怨缠绵的注脚。毫无疑问，拜伦一生的坎坷命运和客死他乡的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他对爱情、婚姻的选择。这一点，苏曼殊自然早已看透。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感到了无尽的伤感和悲凉。目睹拜伦的遭际，思及自身的伤痛，苏曼殊唯一可以作的，就是以自己的诗词和实际言行和拜伦进行着持久的心灵对话。“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37 是他喟叹两人共同的漂泊与失意；“丹顿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38(Ｐ45) 是他以将拜伦引为知己来告慰已逝的英灵；在生活中，他更以“中国的拜伦”而自许，并处处表现出对拜伦的效仿。

　　除了逼人的才气，苏曼殊和拜伦还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政治。拜伦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他真正想投入的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拜伦对人们给予其文学的评价有时颇不以为然。而苏曼殊虽然遁入空门，他也同样渴望在时代政治中一展其过人之才。不用说，一直身处在近代中国革命活动旋涡中的苏曼殊对拜伦助希腊独立的壮举肯定比别人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推崇。他在《〈拜伦诗选〉自序》中深有感触地说，“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他的推崇与梁启超等的宣扬又很不一样。苏曼殊是站在个人情感选择的基础上来首肯拜伦的这一行为的，这一切在于他与拜伦感同身受，因为在他的身上也同样流着一半外族的血。

　　如此推许拜伦的苏曼殊自然给当时的“拜伦热”添了一把最旺的火。他将拜伦比作中国李白，并在《潮音内序》中对他心目中的知己拜伦作了一番更详尽的介绍：“拜伦生长教养于繁华、富庶、自由的生活中，他是个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件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拜伦底诗……通篇中充满了神迷、美魔与真实。拜伦底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个坦白而高尚的人。……他一生的生活、境遇，与著作，都缠结在恋爱和自由之中。”3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曼殊充满感情的笔下出现的拜伦是一个更真实也更浪漫的个人形象。虽然他和真实的拜伦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但他从另一个侧面丰满和完善了中国在他之前出现的“英雄”拜伦形象。

　　王德威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时，认为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时，主体创作意识也就成为了群体机器的附庸。40(P6) 这自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但我们在考察一个文学或社会思想现象时，我们还应该体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虽然未脱文以载道之志，但这也似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走得通的唯一的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考察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翻译与介绍，也只是企图窥见历史在那一时刻的真实。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想像总是附着在民族国家话语和个人话语的缠绕之中。因为“救亡”的时势要求，民族国家的建构最终往往淹没了个人理想的追求。而中国是在西方的巨大挑战下，被迫开始以西方为参照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现代化追求的41（P6），因此虽然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拿来西方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很多的选择，但是他们仍然有着许多的无奈。在很多情况下，为了适应中国时势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改变事物的原貌。对拜伦的翻译与想像也是如此。

　　【注释】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2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7 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提到的《渣阿亚》和《端志安》中有关希腊的两节诗。但因为它们可以独立成章，也可看作两首诗。但历来学者对这两节都描写了希腊、但分别来自两首不同长诗中的诗行多有混淆，它们往往被看成一首诗，即《吊希腊》。故此处笔者有意把它们加以区分开来。

　　8 参阅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社会科学战线，1996，3。

　　9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10 施蜇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上海书店，1991

　　11 学界对《哀希腊》是否为苏所译未有定论，但我以为苏曼殊研究专家柳无忌的说法更为可靠，故倾向于认为此诗是苏所译或苏黄共译。

　　12 这段话是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谈及苏曼殊时所言。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第324页，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年。

　　13 施蜇存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3》，上海：上海书店，1991

　　14 其译诗时间和成书时间在学界颇有争议，此处采用余杰在《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一文的说法。见《鲁迅研究》，1999，9。

　　15 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

　　16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

　　17 吴奔星等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18 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版，第140－143页。

　　19 郭长海：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社会科学战线，1996，3。

　　20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1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2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3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4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5 勃兰兑斯著、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6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7 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1999，9。

　　28 参见李欧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周阳山等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79年版。

　　29 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30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31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

　　32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33 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

　　34 柳无忌：《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见《柳亚子文集》之《苏曼殊研究·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见《苏曼殊全集》(五)。

　　36 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1999，9

　　37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

　　38 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见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

　　39 柳无忌《译苏曼殊〈潮音内序〉》,《苏曼殊全集》(四)。

　　40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

　　41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byronrilke

“作为英国历史人物的唐璜”？

danjierous

原文如此，想是作者的疏忽

沉默呵沉默

哪位大虾拥有或者能方便的借到《马君武集》不妨把全译录到网上啊
花不了很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