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达达运动（le Dada?sme）亦称达达运动（le Mouvement Dada），是个诗歌、绘画运动，1915年肇始于苏黎世。无独有偶，在纽约却以绘画的装束出现，战后两地“达达”中坚跻于巴黎。但作为诗、新画派，于1923年左右便在欧美相继沉寂，让位与其内部崛起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如果说破天荒的世界大战是吞噬一切的燎原大火，那末在它的死角上，前所末有的一群青年人怒火却肆略于西方文艺阵地；他们于大战方酣之际分别来到流亡者的聚散地，原因各有不同，而身份或职业多半是诗人、画家或演员，都受到战争的冲击，痛感破坏之巨，死亡之众，始而发泄张脉偾兴的怨恨，进而标榜摧毁精神和物质的现存结构，矛头始终指向西方传统的或整个文学艺术，所以参加到运动中的来的既有诗人，也有艺术家，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文艺各个领域的巨劈。运动的主帅自始至终便是初露头角的犹裔罗马尼亚诗人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运动之初倒是通过德国导演马巴尔（H.Ball）于1916年初草创的“伏尔泰酒店”（le Cabaret Voltaire）月刊，也只限于朗颂诗歌，上演戏剧或举办画展等合乎情理的范围，旋而在查拉的推动下，为加强拟议中的举措而给运动以新的命名：于是聚首一堂，用裁书页的小刀挑开“小拉罗斯词典”闯见达达（Dada）一词，便选中它用以称谓他们的运动，这个词作为孩童或成人的习语，前者指“马”后者言“癖”，形容“运动”显然费解，取其中双声，听来有点亵渎。就在这年，恰恰逢攻克巴士地127周年纪念日，举行首次达达晚会。查拉发表“宣言”宣称“达达”为无可比拟，无所贪图的生活，“达达”反映生活，生活也充满着“达达”，“达达”要求非异化的生活；而这种要求极端迫切，因为生活对幸存着更为可贵，而完满的生活则有赖于砸烂不能接受的现实，于是往后从中引出一系列的“达达”论见：“达达”同生活的一致性，从而生活和诗歌的分野被勾消，甚至诗歌成了“达达”的生活方式，不过沟通生活和艺术的桥梁不是功利，生活同语文家所谓的“美”毫不相干，艺术也不是生活最可贵的表现，更不是喜闻的天籁，乐见的普通价值。唯有“达达”懂得对艺术提供最恰当的用场，又由于生活本身格外有意思，所以“达达”自诩能够细致地将艺术诱入日常的、异想天开的行动当中，于是“达达”主义的诗文、绘画、古今艺术和立方体主义的报告以及对展出的画家们的评价、诗歌朗颂和话剧演出等等活动无不诋毁西方传统所珍视的“工作、家庭、祖国”（Trafapa）的正统价值而耸人听闻，令人气煞，类似的演出中，经常出现难以逆料的场面，时而台上兴高采烈，台下瞠目结舌，时而喜笑怒骂恰恰上下颠倒，谁遭嘲弄，谁受讪笑，令人纳闷…“达达”看来双方都表现共处的世界极尽荒谬，进而“达达”强使观众参加“反演出”就是说挑逗他们喝倒彩，一旦由辱骂演成全武行，“达达”尤引为得计，因为这恰恰证明被禁锢的自发性获得解放，就是这样，“达达”先在苏黎世后于巴黎都闹得风雨满城，1917年7月，“达达”月刊取代“伏尔泰酒店”，1918年12月又刊出“宣言”，申言“达达”不承认任何理论，厌弃立方体派和未来派，认为都是形式主义思想的试验室，也反对一切体系，因为最易于被接受的倒是原则上不成体系的体系，对待矛盾论，不拥护也不反对，更拒绝解释，因为“达达”憎恶“健全的见解”，唯有置“美学”于脑后的艺术才是“私有的东西”，在“达达”看来，艺术家是为自己而创作的，而“达达”的诞生既符合独立的要求也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丧失了信心，参加“达达”的人都保有各自的自由。显然“达达”迷信个人以证明艺术观途径之正确，又否定人身崇奉，以证明一切属虚幻，连“达达”也是如此，这样便构成“达达”的无所谓态度，或无目的性（la gratuité）。然而，“达达”明白无误地确认：资本主义生活体系，由于竞争和功利主义，异化到了极点，“达达”正处于腐烂透顶的社会之中又置身于昏溃的公众之间，它创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摧毁一切偶像，乃至艺术的概念。“达达”认为艺术在沉睡，等待新世界的来临，“诗，兴许别有天地”。“达达”绝对相信自发性的直接产品，认为无意识是取之不尽的，也控制不住的，同时它对语言交流及其表述形式深表怀疑，对诗歌语言尤其反感，以致通过无意识来调动自发性以勾消语言因袭的功能，这就导致查拉笔下的诗与其早年作品截然不同，而“达达”诗全部似乎来自语言的再创造，不仅置规范于度外，而且一味追求耸人耳目的形象和音响，在这之间，见所未见的联系若有所见，形式上大抵是由单词或短句以及拟声音节连缀而成的即就章，读来如有所领会，无非是作者诉诸幽默与讽刺，愤懑或嘲弄以满足“达达”精神的要求或揭示人的思想僵化。面对陷于火海血泊中的世界所呈现的种种荒谬，但是“达达”也强调诗歌语言或形式的创新，不过这种独创不在于追求新技巧，仍然在于反映精神的自发性，它的兴趣在精神，不在于技巧之翻新，为此，查拉论证没有必要考虑“绘画、诗歌，社会或政治”等等的革新，类似的方法之变换都不过再现由不同的历史的时代沿袭而来的装束，“均为毫无意义的穿戴或门面”，“庄子何尝不是昔日的“达达”派”；他还指出：“达达”看成当今的一派或是认作对过往诸流的一种反动，都是错误的”。因为“达达”精神是怀疑一切，据以标榜的正是“达达”封面援引笛卡儿的名言作为醒目题词：“我甚至不想知道在我之前是否有人。”显然，它接过来的正是“一扫光”的口号，至于由此引出“达达”种种举措或表演所以招致舆论的公愤，被视为“丑闻”而加以讨伐的这种事实查拉也严正剖析，那正是源于一系列的性质全然不同的丑闻诞生而来的，举凡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面战争、杀戮，另一面则对“英雄主义”、“爱国心”、“竞赛”等等“美德的”无耻颂扬，现实社会原本植根于“正统”，而“正统”恰恰是种种腐朽却依然得势的观念的渊薮；而“达达”誓言与之彻底决裂并竭力摧毁之，况且不止于破坏，还促之尽快消亡，并警惕其借尸还魂。即使眼下那些还是革命的观念也不要饶过，因为它们一旦行时，也必僵化；“达达”这种彻底破坏的精神当然为当道和卫道者所切齿，目为丑闻，对此，“达达”也认为长此下去会走上虚无主义的绝路，于是采取自我毁弃，不住警惕，“自己头脑变成软垫”，反复告诫“反官僚也同官僚主义一样都会带有排他性”，因而“达达”高喊自由，不但向理性逻辑挑战，也向资本主义大厦的主要结构进攻；不惜断送已取得的反理性的某些成果，“达达”认为惟有如此方忠于自己，任何功利思想都会对过去作出评价，这同“达达”精神极不相容，所以它的彻底叛逆性举措或活动的翻新，那却犹如炼金术士探求试金石那样不求功利，但问探求，其本身乃是目的。三十年后，查拉回顾说，指导他们当年行动的口号，确是“一扫光”，不过“达达”的价值正在于为别的什么东西清扫了道路，诚然，“达达”于1919年到了巴黎，尽快同超现实主义合流而闹腾一气，名嗓一时又备受非议的莫过于查拉的《煤气心》（coeur à gaz ,1921）和《生须的心》（coeur à barbe,1923）的公演，也尽管“达达”月刊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月刊并存，而且交流稿件；“达达”仍然坚持破坏，“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o）却企图在“为革命服务”（au service de la revolution）的过程中有所建树，终于导致两家合夥又分手；正如布洛东在“谈话集”（Entretiens ,1913-1952）中指出的：“认为超现实主义是“达达”的产儿或者认为前者的崛起标志后者之建树，都是不妥的，况且年代也不对头”。事实上，即便“文学”有时出于必要突出“达达”，但是“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甚至在后者处于潜在时期，只容设想彼此犹如两股浪头，一浪盖过一浪地相互推移。查拉作为“达达”的鼓动者，对超现实主义的作用于此可见，但是作为叛逆者其人，作为诗人其作品，今天看来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也颇值得重视：他17岁用罗文写诗，1965年编为法文的《早年诗集》（Premiers poèmes）本富于逻辑和令人困惑的幽默，诗句虽异常简约，但形象倒颇清新，倾诉的多半是内心不安，不少诗章回响着阿波里奈尔同期作品中得到的发展的进步倾向：“我们匆匆奔赴边防/我们每经过一座教堂/不复在胸前划个十字…”又唱：“这次战争不是我们要打的仗/我们却透过伪善的情感/和微不足道的借口/都领略了一番……”他的创作由瑞士后期直到50年代这当中三十年，显然经历曲折，正如他1950年论到的：“消灭战争必须根除其根源，当年对生活感到极大的厌烦，厌烦适用于现代文明的一切形式，适用于逻辑。适用于语言，反抗也就通过这些形式。“荒诞可笑当然压倒美学价值”。因为“词句是盲目的/打它们问世/就会找到它们的位置/那语法的序列/尽在普遍的安全地带……”。然而在瑞士时期作品占统治地位的混乱到了30年代却在他作品中透过形象比譬的纷呈错置而渐次让位于个人彻底破坏的叛逆性和比较建设性的革命信念，并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协调的倾向，当然，诗人的政治态度和创作方法不可能不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争的促变和影响；查拉于1935年退出超现实主义。一径归化法国，便也入了法共，接着，不断投入社会政治斗争，1934-36，寓居西班牙，38年又去那里参战；二次大战斯间，参预法国地下抗敌文艺活动，写出的诗和戏，战后出版了，逐渐扩大了读者，受到广泛的理解，又增添了“达达”首倡者的声誉；因为就诗而论，他的诗行越发自由，更富于感染力，尽管诗人刻意揭示的仍是他所珍惜的，隐藏于意识和潜意识临界处的人的奥秘的财富，却构成了他全部诗作的瑰宝，他那隐秘而浑厚的抒情也透过形象的交织而成鲜明的异彩也引起读者的深情的共鸣。其中不乏堪称当代法国诗歌中的名篇，在诗歌理论上，查拉于1931年发表的《论诗歌的地位》早已对于革命背景下的诗歌历史作出了卓越的阐述而成为超现实主义最清晰、最丰富、最公允的文献之一。1947-1948，他先后于巴黎大学，针对布洛东而作的“超现实主义与战后”的演说，就“干预现实的诗歌”问题同萨特的论战，都联系到诗人思想和创作方法的转变，理论上又作出贡献，尔后直到诗人逝世前夕，一直潜心研究维戎（F.Villon,1431?-1489），上溯十二世纪中叶女诗人玛丽·德·法郎士（Marie de France）；下限拉伯雷（F.Rabelais v.1949-1533），拔开他们作品中隐藏的以同等的字母替换拼写语义不同的词语现象（anagramme），而揭示出那些作品的重大含义，兼论上述诗人，作家或出避讳或影射，或因其诙谐或嘲讽，致令作者们运用如此隐蔽的手法。他留下的有关论文和资料不仅对于深入理解上述作家的作品，也影响到当代创作，如“新小说”，在手法运用上诸多变化的因素，也应顺便指出，他早年的剧本，今天读来却是荒诞派的先声，1958年，查拉为“达达”展览会（Exposition Dada，1958）写的前言指出：““达达”所以成为不少领域里的先驱，正是因为参加者无私将青春和激情所构成的价值引进那些领域，以致“达达”超越自身破坏性的意志。”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7-13 16:59
收藏
分享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