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图卢斯《歌集》第一首与古罗马的诗歌革命

Hermes

卡图卢斯《歌集》第一首与古罗马的诗歌革命　

　作者简介：李永毅，1975年生，英美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古罗马文学、西方文论和英美文学。

　　Cui dono lepidum novum libellum

　　Arida modo pumice expolitum?

　　Corneli, tibi; namque tu solebas

　　Meas esse aliquid putare nugas

　　Iam tum cum ausus es unus Italorum

　　Omne aevum tribus explicare chartis,

　　Doctis, Iuppiter, et laboriosis!

　　Quare habe tibi quidquid hoc libelli

　　Qualecumque, quod, o Patrona Virgo,

　　Plus uno maneat perenne saeclo.

　　这首只有十行的小诗是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年）《歌集》（Carmina）的开卷之作，它并非卡图卢斯最著名、最卓越的作品，但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它矗立在古罗马诗歌黄金时代的入口，仿佛一块镌刻着新诗歌美学的界碑。公元前1世纪前期，虽然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地中海的主宰，但在世界的诗歌版图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文学史上的利维乌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等人与同时期的希腊诗人相比，无论诗艺还是影响都要逊色许多。然而，从公元前65年左右开始的半个世纪时间里，诗坛上却突然涌现了卡图卢斯、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提布卢斯、奥维德等世界级的诗人，古罗马诗歌盛极一时。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固然与屋大维时期古罗马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关，但从诗歌内部来说，主要应归功于以卡图卢斯为代表的新诗派（neoterics）在开拓新领域、开创新风气方面的杰出贡献。这首献给同时代历史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涅波斯的诗含蓄巧妙地传达了诗人的美学观念和革新意识。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首普通的题献诗。诗人的新诗集创作完成，需要献给某位有影响的人物，涅波斯曾表示过对卡图卢斯的赏识，他本人也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因而是理想的人选。题献诗的三个基本要素——自谦、感谢和奉承——在诗中也都有恰当的体现。比起卡图卢斯的爱情诗、讽刺诗和神话诗来，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从1951年科普莱发表他的著名论文以来（Copley 200-6），这首诗已经成为卡图卢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具有美学宣言的性质（a programmatic poem），但在具体的阐释上，他们仍争执不休，因为作品中有许多暧昧之处，甚至连诗人的语气是严肃、戏谑还是反讽都很难判断。

　　诗作的开头两行便暗藏玄机。“Cui dono lepidum novum libellum / Arida modo pumice expolitum?”（我赠给谁，这一小卷可爱的新书 / 刚用干浮石磨过，闪着光泽？）古罗马的书是写在一卷一卷的羊皮纸或纸草上，写完后需要用浮石把每卷首尾的位置磨光滑。巴特斯通指出，由于“libellum”既可以指“书”的物质载体，也可以指作品本身，所以这里描绘诗卷外表的词语同时也是卡图卢斯对自己作品的描述（Batstone 125）。“lepidum（有魅力）”、“novum（新）”和“expolitum（经过打磨）”显然是三个关键词，它们概括了以卡里马科斯（Callimachus）为代表的亚历山大诗歌的美学特征。荷马开创的史诗传统到公元前3世纪的泛希腊时期已经式微，卡里马科斯等诗人摒弃了鸿篇巨制的写作方式，转而强调学识、技巧和精雕细刻的创作路径。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雷霆是宙斯的事，不是我的事”①。他更喜欢开掘看似琐屑的主题，以高难度的处理方式展现自己的才华。卡图卢斯《歌集》第66首所译的卡里马科斯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诗作是以托勒密王朝皇后的一绺头发的口吻写的，作者从这个新颖的角度融合了天文知识与神话传统，也容纳了爱情与战争等因素。卡里马科斯让亚历山大诗歌摆脱了沿袭数百年的陈词滥调，用革新的意识唤醒了诗人的创造力。卡图卢斯之所以推崇卡里马科斯，大概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制约古罗马诗歌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语言。以前的利维乌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等人走的都是史诗路线，作品的题材与规模使得他们无暇打磨仍嫌粗糙的拉丁语，要让拉丁语成为与希腊语同样优雅、柔韧、有包容性的语言，就必须先缩小作品的规模，将注意力集中到格律、句式、语汇、修辞等方面。

　　然而，卡图卢斯并不是古罗马诗歌的卡里马科斯，他的诗歌视野极其开阔，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语诗人都在他的诗歌里留下了痕迹，尤其是萨福。从气质上看，卡图卢斯更接近萨福——欧洲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除了《歌集》第51首直接源自萨福的作品外，他在格律、比喻、主题等多个方面都曾效法萨福（Connely 408-13）。虽然卡图卢斯从希腊诗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他的意图并非是将希腊诗歌的传统移植到拉丁语中，他所努力发明的是一种能彻底融进古罗马语言、文化与社会的诗歌。正因如此，他的诗学主要针对的也是古罗马文化界关注的问题。

　　卡图卢斯与卡里马科斯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对凡俗世界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卡利马科斯很像某些现代主义诗人，对日常生活的题材和普通大众的口味感到厌恶甚至恐惧。他用学识和技巧将自己与庸众隔绝开来，作品中充满了晦涩的语汇和生僻的典故。卡图卢斯的大部分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极为平易、亲切，其语汇与当时罗马人的日常语言没有多大距离。题献诗的语言通常都比较庄重，甚至浮华、夸张，这首诗却非常口语化、生活化。第1行的“libellum”就是一例，它是“liber（书）”的小词（diminutive）②。卡图卢斯偏爱使用小词，它们赋予其作品一种轻松随和的感觉。“lepidum”一词更集中体现了卡图卢斯的诗学信念。科普莱指出，“lepidum”一词属于大众语汇，它形容的是一种富于人性温暖的平易魅力；在上流社会的语言中，它极少出现，西塞罗甚至是以蔑视的语气使用这个词的（Copley 201）。古罗马社会等级森严，卡图卢斯选择一个平民色彩很浓的词语来概括自己的诗学追求，表明了他对凡俗世界的重视和对口语的珍惜。与后辈的罗马诗人比起来，他对希腊词汇的借用更有节制，其拉丁语更鲜活、纯粹。

　　卡图卢斯提升口语地位的主张与当时古罗马围绕演讲术展开的论争有密切关系。罗马民族从性格上讲重实际轻想象，长期以来，最为发达的文学体裁就是演说辞，因为它广泛应用于政治和法律辩论中。到了公元前1世纪，讨论演讲术的学者分成了两派。亚细亚（Asiatic）派认为，应当通过庄重的词汇、复杂的句式和大量使用修辞技巧拉开演说辞与日常语言的距离，达到一种“崇高”的效果；阿提卡（Attic）派却相信，上乘的演讲辞应该以精练、准确、克制为特征，避免空洞冗长。巴特斯通分析指出，本诗第2行的“arida（干的）”一词表明了卡图卢斯的立场（Batstone 125-35）。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词都存有疑问，其中一个原因是，用来磨书的浮石本来就是干的，“arida”一词似乎多余。巴特斯通考察了古罗马经典作品中“aridus（arida的阳性形式）”和同义词“siccus”的用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aridus”的确可以指一种写作风格，它总是与“concisus（简洁）”、“subtilis（微妙）”、“politus（精致）”等词联系在一起，其核心特点恰好与阿提卡派的信条一致。卡图卢斯的好友卡尔伍斯是阿提卡派的代表人物，上述结论显然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看，卡图卢斯倡导在诗歌中使用口语，也是为了荡涤与亚细亚演说风格相类的浮华虚饰的诗风。

　　“arida”之所以令人困惑，还因为它所修饰的“pumice”在拉丁语中是阳性词语，“arida”却是阴性形容词。虽然《歌集》的三大权威抄本③都选择了“arido”，梅里尔（Merrill 1）、埃里斯（Ellis 5）、古尔德（Goold 233-5）等众多学者也坚持认为“arido”更合理，古罗马作家塞维乌斯却宣称，卡图卢斯是将“pumex”视为阴性的④。巴特斯通提出了三条支持“arida”的理由。从音乐效果看，如果选择“arido”，诗作的前两行“do”的音将过分密集；从辞源看，第1行的“lepidum”与希腊语“leptos（卡里马科斯所推崇的品质）”有密切关系，而“浮石”一词在希腊语中是阴性，卡图卢斯借“arida”暗示其诗学的希腊渊源；从诗人的个性看，他喜欢在性别问题（无论是词语的性别还是人的性别）上突破常规。笔者认为第三条理由最为关键。《歌集》第63首是卡图卢斯处理词语性别的一个著名例子。在这首诗中，崇拜库柏勒女神的阿蒂斯在迷狂的状态中阉割了自己，从这一刻起，指称阿蒂斯的代词和描绘他的形容词就从阳性变成了阴性。在卡图卢斯诗歌中，性别问题不仅出现在语法层面，也是核心的主题之一。在许多作品中，卡图卢斯都对古罗马社会男女性别的定位提出了挑战。他的爱情诗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古罗马传统认为，在爱情关系中，男性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应当冷静、克制，从不因为激情而丧失理性。但在卡图卢斯的爱情诗里，在情感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的却是男性主人公，女主人公莱斯比娅却像神一样主宰着他的命运。这样的处理在当时是有颠覆性的。古罗马的性别观念也反映在社会主流对文学的态度上。贵族阶层认为，真正属于男性的领域是军事、政治、法律与商业，这些领域的活动才是“正事”（negotium），文学创作等过分介入情感的活动只是闲暇时的点缀（otium）。甚至像小普林尼这样的上流显贵也不得不为自己创作诗歌的行为辩护，声称那是公务之余的活动，不妨碍自己为国家服务（qtd. in Roller 283）。在文学领域内部，唯有那些以战争神话和罗马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才被视为阳性的、有价值的，抒情性的文学则被认为只适合女人和奴隶。按照这样的标准，卡图卢斯的诗歌无疑是阴性的。他用阴性的“arida”取代阳性的“arido”，似乎可以理解为对“阳性文学”的反叛。值得玩味的是，除了《物性论》、《埃涅阿斯纪》等作品外，后来古罗马诗歌成就最高的体裁——爱情哀歌体——恰恰属于卡图卢斯所开创的“阴性文学”。

　　卡图卢斯的阴性诗歌招致了激烈的批评，但历史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涅波斯明确支持他，称他和卢克莱修为当时罗马诗歌最优秀的代表（qtd. in Ellis xx）。涅波斯的评价无论是出于前辈对后辈的宽容和提携，还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同这样的诗学观念，卡图卢斯将诗集题献给他，都是很好的宣传策略。“Corneli, tibi; namque tu solebas / Meas esse aliquid putare nugas”（科尔内利，赠给你，因你常说 / 我那些无聊之作还值得一读），这两句极其口语化的诗在自谦的同时，承接了上文暗含的叛逆味道。“esse aliquid”是古罗马的口语说法，意思是有内容、有价值，“nugas”从语体上说，几乎算俚语，指琐碎无聊的东西。如前文所说，对凡俗生活的关注是卡图卢斯诗学的重要主张，如此浅白的用语正好与这样的信条一致。字面上这两句诗是对涅波斯的感激，也可理解为借名人为自己辩护的通常做法，但其内涵似乎不局限于此。“nugas”很可能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卡图卢斯敌人对他作品的攻击之词，也是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正面评价。在维护古罗马伦理和文学传统的人们看来，卡图卢斯醉心于描写日常生活、私人情感，而不将精力用在民族史诗的创作上，或者积极从事与男性公民身份相符的活动，显然是不务正业，其作品只能是垃圾。卡图卢斯承认自己的作品是“nugas”，并以此为荣，但他所理解的“nugas”是指作品的题材。他的使命就是描绘生活中的“nugas”，点铁成金，用自己的天才赋予它们价值。他用“nugas”和“esse aliquid”的意义张力消解了“nugas”的负面意义，让敌人的贬斥变成了自己的广告词。在一些学者看来，卡图卢斯对口语和琐碎题材的强调，是他对罗马共和国晚期污浊政治局面的回应。奎因认为，卡图卢斯是想借此恢复被政治摧垮的日常生活的尊严（Quinn 278）。菲茨杰拉德也说，琐碎之所以成为一种正面品质，是因为诗人能够以此“远离腐败的政治，在一个可控制的小小的私人领域保持目标的纯洁”（Fitzgerald 15）。

　　卡图卢斯对涅波斯究竟持什么态度，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诗作的5-7行的语气是由衷的称赞，抑或是反讽，抑或是有所保留的肯定？——“Iam tum cum ausus es unus Italorum / Omne aevum tribus explicare chartis, / Doctis, Iuppiter, et laboriosis!”（虽然所有的意大利人中只有你 / 敢把全部历史呈现在三卷书里，/ 多么渊博，朱庇特啊，多么缜密！）与3、4行联系起来看，卡图卢斯的逻辑是，涅波斯对自己的褒奖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他和自己的写作路数大不一样，自己写的是琐屑无聊的东西，涅波斯写的却是古往今来的全部历史——最严肃、最宏大的题材，得到这样一位作家的肯定，说明自己的诗作的确有水准。辛格顿认为，卡图卢斯的这三行诗只能理解为赞美之词，因为“doctis（原形doctus，博学）”和“laboriosis（原形laboriosus，艰辛努力）”两个词同样适用于诗人自己（Singleton 194）。后代作家赠给卡图卢斯的称号就是“Catullus doctus”⑤，卡图卢斯在其诗作中对惨淡经营的写作方式显然持肯定态度。例如《歌集》第95首赞扬他的朋友钦纳历经九度寒暑才写成一部小型神话诗，而霍尔滕西乌斯一年就能出产“五十万行”。他预言钦纳的诗歌将声名远播，流传后世（Merrill 209-10）。吉布森却指出，卡图卢斯和涅波斯的美学观念有很大距离。虽然对于涅波斯所涵盖的范围来说，三卷书的篇幅已经足够短小，语言也足够简洁，但“朱庇特”的感叹似乎隐约透露出卡图卢斯的保留态度（Gibson 570）。在自己的“libellum（小书）”和涅波斯的“tribus chartis（三卷书）”之间，卡图卢斯还是倾向于前者。而且，涅波斯的历史著作走的仍然是古罗马传统的史诗路线，不同于卡图卢斯以“nugas”为内容的私人化、日常化写作。科普莱分析说，正因为卡图卢斯不完全认同涅波斯的路数，但又对涅波斯充满感激，所以只能用“doctis”和“labriosis”这样含混的称赞来回报他的赏识（Copley 204）。泽特泽尔则相信，卡图卢斯的恭维全然是反讽，涅波斯著作的唯一功能是反衬卡图卢斯自己的作品（Zetzel 652）。

　　笔者倾向于认为，和上文的“nugas”一样，“labriosis”也有双重意味。一方面这毕竟是一首题献诗，诗人要向一位赏识自己的文学前辈表示谢意，自然不希望冒犯对方，所以“labriosis”应当是称赞之词；另一方面，“laboriosis”在拉丁语中可褒可贬，卡图卢斯借这个词暧昧的特点和微妙的语境拉开了自己和对方在美学立场上的距离。《歌集》第49首和50首对我们很有启发（Merrill 82-4）。第49首是赠给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Disertissime Romuli nepotum, / Quot sunt quotque fuere, Marce Tulli, / Quotque post aliis erunt in annis, / Gratias tibi maximas Catullus / Agit pessimus omnium poeta, / Tanto pessimus omnium poeta, / Quanto tu optimus omnium patronus.”（罗穆鲁斯的所有后裔里，过去、/ 现在、未来所有数不尽的后裔里 / 口才最最优秀的图利乌斯啊，/ 卡图卢斯这位最最蹩脚的诗人 / 向你致以最最真诚的谢意，/ 我是多么最最蹩脚的诗人，/ 你就是多么最最卓越的律师。）卡图卢斯故意戏拟了西塞罗夸张的演说风格，一句简单道谢的话（第4行）却藏在7行诗的深处，不能不算“labriosus”了，但这绝不是卡图卢斯所欣赏的那种艰辛。在他看来，对语言的锤炼必须达到“arida”所代表的简练、精致的境界。另外，由于文学观念过分政治化而导致的“一本正经”的创作方式，也是他所厌恶的。在第50首中，他描绘了自己和诗人朋友卡尔伍斯饮酒唱和的愉快场景，其关键词是“ludimus”（不定式ludere，游戏），诗歌创作是一种以美为终极目标的游戏，一切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是别的。所以，卡图卢斯并不反对“labriosus”的写作方式本身，而是反对浮夸的风格和政治化的文学观。

　　第5行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词“ausus（敢）”，遗憾的是除了巴特斯通外，其他学者都忽视了。当我们把这个词和“unus（一人）”和“omne aevum（全部时代）”结合起来考虑时，或许会意识到这是卡图卢斯对涅波斯最高的称赞。尽管两人在文学观上有不小的差异，但都在各自的方向展示出非凡的勇气。虽然古罗马有很多历史学家，但目光都只局限在罗马民族，缺乏希罗多德等古希腊历史学家囊括天下的眼光。因此，涅波斯敢于将全部时代的事件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值得称道的，卡图卢斯吸收希腊诗歌传统，也与前代罗马作家不同，主要目的不在模仿，而在创造。要让罗马诗歌与希腊诗歌比肩，摆脱狭隘的民族传统，以一种世界意识融会其他民族文学的资源，是必由之路。在卡图卢斯的诗学中，“ausus”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敢于挑战强加在诗歌之上的一切清规戒律，诗歌的题材和语言都不应当有禁区。文学教条常常束缚创造力，就连维吉尔也曾因为在史诗中使用“avunculus（舅舅）”这样的日常词汇遭到批评（Cruttwell 3）。卡图卢斯的诗歌极其大胆，任何题材他都敢涉及，任何词语他都敢使用，对权贵的激烈攻击和对性的坦率描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令人瞠目，直到20世纪后半期，《歌集》的全本才广泛进入古典文学的课堂。

　　诗作的最后三行绵里藏针，既谦恭又自信：“Quare habe tibi quidquid hoc libelli / Qualecumque, quod, o Patrona Virgo, / Plus uno maneat perenne saeclo.”（所以请收下这卷不算什么的小书，/ 好也罢，坏也罢，啊，庇佑的处女，/ 但愿一个世代以后，它依然留驻。）对比众多诗人对未来的展望，例如贺拉斯的“纪念碑”、莎士比亚的“只要人能呼吸眼不盲”等等，这首诗的结尾出奇地低调，诗人仿佛不敢直呼缪斯的名，也不敢奢望“不朽”，仅仅请求“庇佑的处女”能让自己的诗集活过一百年。然而，仔细分析却能发现，诗人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有坚定的信心。诗人用“quidquid（无论什么）”和“qualecumque（无论怎么样）”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诗集，与前文的“nugas”呼应，表面上是谦辞，其实是对自己的高度评价。这几个词的共同特点是含混，仿佛诗人在整个拉丁语中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概括自己的诗歌内容或风格，这其实是在暗示，自己所探索的方向、所创作的诗歌是革命性的，无法容纳于古罗马原有的诗歌传统中，因而暂时无法命名。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书的外表是新（novum）的，里面的诗作也是新的。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社会以保守闻名，“新”常常是一个否定性的词语，“革命（res nova）”意味着威胁原有的稳定秩序，制造混乱，是攻击和迫害政敌时惯用的罪名。“新诗派”本身也是蔑称，潜台词是这些诗人是捣乱分子。卡图卢斯却将物品之“新”的正面意义与自己的诗歌联系起来，表明了他强烈的文学革新意识，而且他相信，自己所倡导的诗歌革命将会有长久的生命力。“plus uno...perenne saeclo”的字面意思是“比一个世纪更长久”，但核心的词其实是“perenne”——“永恒”。

　　“o Patrona Virgo”的措辞引发了学术界持久的争执。虽然它有《歌集》三大权威抄本的支持，许多学者（例如Munro、Singleton、Gibson）还是提出了异议。主要理由有二：一是这首诗是献给涅波斯的，因而涅波斯扮演了patronus（庇护人、恩主）的角色，这里突然引入一个新的庇护人，显得非常突兀；二是卡图卢斯没有必要用这种绕弯子的说法来称呼诗神缪斯或密涅瓦女神，Virgo改成Musa（缪斯）也不违反格律。但科普莱却认为，直接呼告缪斯，与本诗平易谦卑的语气不符（Copley 205）。笔者觉得科普莱的观点有道理，直接引入缪斯的名字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夸张的史诗风格，而这是卡图卢斯所极力避免的。此外，虽然涅波斯赏识卡图卢斯，卡图卢斯也真诚地道谢，但他未必愿意让涅波斯充当庇护人的角色，毕竟两人的气质相去甚远。涅波斯是在延续旧传统，卡图卢斯却想开创新传统。在这样的语境中，“virgo（处女）”所唤起的“新”的意味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正如辛格顿所概括的，卡图卢斯在这首诗中成功地达到了社交和美学的双重目的（Singleton 192）。作为普通的题献诗，它的读者是涅波斯。卡图卢斯用谦恭、真诚的口气表达了对涅波斯的感激，既称赞了他独具慧眼的鉴赏力，也恭维了他最得意的著作。他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既没有过分自谦，以致让涅波斯的眼光受到质疑，也没有过分自负，让对方感觉被盖住了风头。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首诗却是写给其他读者的美学宣言，新诗派的基本主张和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都巧妙地附着在看似程式化的客套话上。卡图卢斯所倡导的诗歌革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诗歌不是政治的附庸，美是诗歌的终极功能。好的诗歌是精致的（expolitum），充满魅力的（lepidum）。（2）与此相应，诗歌不必将自己捆缚在公共化的宏大题材上，日常生活的细节、私人的情感世界（nugas）应当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3）诗歌语言需要精心锻打（expolitum、labriosis），但锻打的目标不是史诗般的夸张的语言，而是贴近口语的洗炼语言（arida）。（4）诗人需要不断求新（novum）求变，开拓新领域（quidquid、qualecumque）。（5）罗马诗人需要突破狭隘的民族意识，培养一种世界眼光（omne aevum），向诗歌的最高水准看齐（ausus）。马丁评论说，卡图卢斯的诗歌美学对古罗马传统的冲击堪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相比（Martin 5）。

　　卡图卢斯在这首诗里所描绘的诗歌路线图在他的《歌集》里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他是最早将诗歌作为一门纯粹的技艺来经营的古罗马诗人，其诗歌的魅力历经两千年而不衰，在二战后的古典诗歌教室里，他甚至超过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成为最受欢迎的拉丁语作家。他用高度个性化、私人化的生活细节构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奠定了西方爱情诗的基础。他在语言和格律方面的探索为屋大维时代的诗歌辉煌创造了条件，他是古罗马爱情哀歌体（erotic elegy）、铭文体（epigram）、微型史诗（epyllion）等体裁的主要开拓者。更重要的是，他和同伴们所播下的诗歌革命种子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让古罗马诗歌赢得了与古希腊诗歌分庭抗礼的地位，成为西方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

　　注解【Notes】

　　① Callimachus fr. 1.20，see Rudolf Pfeiffer, Callimachus， vol.l, Fragmenta(Oxford: Oxford UP, 1949).

　　② 小词（diminutive）是西方许多语言中的语法现象，主要通过添加特定后缀的方式表达余原词意义基本相同、但规模更小的内容，在语感上比较亲昵、随意。

　　③ 卡图卢斯的诗集在中世纪失传了，公元14世纪才在其家乡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抄本（称为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R（保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

　　④ 塞维乌斯（Servius）在《埃涅阿斯记》的评注（Aen. 12. 587）中说，和维吉尔不同，卡图卢斯是将pumex视为阴性的。

　　⑤ 例如奥维德、吕格达姆斯、贺拉斯、马尔提阿等人都有类似的说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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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