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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里的天国之光
[内容摘要] 十年的苦役流放生活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严重的折磨和摧残，但是，在这样的摧残之下，作者并没有受到同化，变的冷酷。反而在探询救赎之路上走到了只有上帝才可以到达的地方。本文试图通过《死屋手记》和相关资料的分析，探询其中的部分原因。可以看出，在东正教义的大地上，有着异常深刻的原罪意识和爱的思想，这使得死屋经历成了他探索救赎人类苦难的起点，这也正是使他心灵免于生锈的原因。
[关键词] 东正教 原罪 基督 爱
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一片黑暗，各种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团体不断出现，而尼古拉一世及其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对国内的进步势力进行疯狂打击与迫害，把知识界人士关进监狱或发配边疆，妄图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因为参加青年进步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而被捕入狱。1849年12月，被已经押上断头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被宣布赦免死刑，该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从死神手中逃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投进了“漆黑的地域”。苦役生活使得作家心灵受到及其严重的摧残，但是却未能蒙蔽作家的双眼。他细心的研究和观察囚犯的生活，对囚犯的心里的独特观察的深入描写，对离奇怪诞的犯罪事实的纪录，使其蜚声世界文坛。这个曾经在死神门前驻足过的囚徒饱受病痛的折磨，终生都在努力工作，以获取足够的金钱维持基本的生活。但无论肌体的损伤多么严重——甚至影响到他的精神生活和与他人交往的方式，无论金钱对他的挤压何等残酷——以致使他采取赌博的方式抗拒其压迫，在艰难的人生之旅，他从未停止过对于上帝存在与否及其正义性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过对从苦难中重生的基督的追随。
一
首先，我们看作者笔下的“死屋”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你透过木桩栅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世界，看看能否瞧见点什么？——你看到的只是一小块天空，高高的，野草丛生的土围墙，日日夜夜在围墙上来回巡逻的士兵……院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关闭着，日日夜夜由卫兵守卫着。只是在需要放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才打开。这坐大门外面便是光明而自由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过着真正的生活”[1]在这里，作者只是大略的向人们展示了“死屋”的状况。实际上，死屋的状况远非如此“睡觉前是一片喧哗声，吵嚷声，笑声，咒骂声，镣铐的丁当声，油烟的气味，剃去半边的头，打者烙印的脸，破衣烂衫，全都是被责骂的被侮辱的”[2]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对人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一种能习惯于任何环境的动物”[3]作者之所以这样定义人，并非是无法忍受身体上的折磨，在作者看来，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的体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用肉体的疲惫来减轻心灵上的痛苦，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作者之所以把“苦役生活手记”称作《死屋手记》，更有其深刻的原因，对于犯人的惩罚，肉体上的折磨是可以忍受的，而更沉重的创伤是精神的心灵所受的创伤“监狱和繁重的苦役只能在犯人心中助长仇恨，增强他们对被禁止的安逸享乐的渴求和令人可怕的轻率。我深信，这种受过分赞扬的单独囚禁制度职能达到虚伪的，骗人的和表面的目的。他吮吸着人的生命之液，摧残，惊吓着人的饿心灵，是人的心灵衰弱枯竭，然后把这个精神上已枯萎成木乃伊的半疯的人捧出来当作感化的忏悔的典范”[4]这就是“死屋”的目的和手段。苦役之所以被称作苦役，与其说是在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劳动也就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迫性的。[5]在这里，通过强迫性的劳动，使人便成“木乃伊”之后被当作“感化和忏悔的典范”，这是怎样的一种侮辱和荒谬，对于身为贵族知识分子的作者来说，更有着加倍的痛苦。
还有更为严重的令作者难以忍受的。这里的人没有信任，没有相互关爱，没有理解。在这里的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当然，更没有自由。在死屋内，一切道德体系都崩溃了善良的人得不到同情，高尚者无法得到尊重，反而是那些下流的，无耻的告密者，那些胡作非为的人得到赞许，这里不是人间地域是什么？身为贵族的作者不仅不被同为难友的平民接纳，就是其他几个同为贵族的，一个无耻的告密者，一个弑父者，一个一切都从来漠不关心的人，还有几个古怪的波兰人，也视作者为异类。作者说“尽管身边有几百个难友，我还是感到在孤单中过日子”，就连作者一点寄托感情的活物——一只狗——也被弄死，剥下皮做成了靴子的衬里，难以想象，作者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与孤单。
然而，这样的残酷环境中，作者的心灵却没有便得冷酷“究竟是什么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免于生锈呢？是不是他的心灵就是由纯金铸造而成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呢，显然问题是有趣的”[6]。
舍斯托夫开玩笑说“最好不妨来看看金子心灵的说法，尽管证明其真实性完全是多余的”。那么，是什么支撑作者忍受了这一切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保持了一颗对一切人的同情关爱之心呢？
二
俄罗斯是一个半欧半亚的国家，但是俄罗斯文化之根是在西方。我们通常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由希伯来文化衍生出的基督传统，更多的强调人生而有罪，每个人在人世间都要克制自我，弃绝自我，不断的忏悔自身的罪孽，才能获得天国的救赎。俄罗斯大地直接从拜占庭承继了基督及其强烈的原罪意识。作为俄罗斯大地上的东正教来说相对比较保守的教派，它更多更完整的继承了原始基督的许多观念。这种原罪仪式和民族苦难意识融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人民苦难的认识，对他人及自我心中的人性的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的焦虑，与基督原罪意识交融在一起，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自遣自责中痛苦挣扎，而终难有舒眉的日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这种自我忏悔达到了一种痛苦的快感程度。正像某些基督徒以鞭打自己的身体，在一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折磨体验到疯狂的欢乐。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精神上的自我贬斥，视苦役为天赐，以痛苦为欢乐，而由此感受到上帝的一线灵光。正是这种痛苦的快感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达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状态。
正是从罪孽和对罪孽的态度上可以显现出一个人是否真的信仰上帝。因为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可以感觉带自己确实有罪，并愿意赎罪。信仰上帝甚至不会因为犯罪而受到影响。意识到自己有罪的犯罪者甚至比其他的人更需要上帝。因为当他离开社会是因为犯了罪而受到惩罚时，他只有在上帝那里才可以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人从来不应该怀疑：罪孽状态是暂时的状态，他总有一天会摆脱这种状态的。痛苦更多的帮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生活的意义，促使人们去改变生活。借助与痛苦，终于“从黑暗的深渊里培育出高尚的心灵”，真正的痛苦和深刻的痛苦有时甚至会使一个肤浅轻佻的人在某一时刻具备严肃而深刻的思考能力，而爱便的越来越深刻，如果伴随着爱同时产生怜悯心的话，因为世上任何真实的爱总是与痛苦结亲。人们在痛苦中会更深刻的爱所爱的人，在痛苦中能够去爱根本未曾爱的人。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俄罗斯人民懂得这一真理。俄罗斯人民可以以痛苦来赎罪和净化的需要是无法估量的“俄罗斯人民甚至在幸福中也有一部分痛苦，否则幸福对他来说是不完整的。它从来没有甚至在历史上值得欢庆的时刻也没有骄傲和洋洋得意的样子，而只有深受感动的样子，痛苦的样子，它叹息着把自己的光荣归于主的恩赐”[7]。作为具有深刻洞察力与超人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理解痛苦的更高意义，他不会躲开痛苦而是顺从的接受了痛苦。痛苦洗刷着心灵的罪孽，如果这是自身的痛苦或怜悯。尤其如此。因为痛苦或怜悯永远可能成为一种赎罪。痛苦可能非常强有力，以至于打破最强硬的和最牢固的信念并教会人和解。人用痛苦来洗刷罪孽，往后就不那么容易陷入罪孽之中了，也许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罪孽与痛苦的联系，谁想逃避罪孽，就靠眼泪的帮助来逃避他;谁想保护自己不收罪孽之苦，就应眼泪来保护自己不受罪孽之苦吧——在尼尔蒙·索尔斯基的学说中就是这么说的。[8]因为对他来说，痛苦是净化心灵所必须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职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痛苦中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的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到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9]甚至在他为了别人而感受痛苦的时候也是如此。必须承认，人在经受痛苦时学会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获得永久快乐的幸福。人只有通过痛苦的考验赎罪并达到完美的境界，才能得到相应的幸福。“整个东正教是建立在正确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在一帆风顺中没有幸福。幸福只有靠痛苦来获取”。[10]“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来自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的起源于与罗马教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11]虽然痛苦的意义是不可解释的，这正像不能解释原最的秘密一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接受痛苦的事实并给他以意义。他坚信，在理性的层次上不能对痛苦的意义做出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人能做到的只有接受痛苦。
三
因此，在这种文化之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基督的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对于“死屋”的经历，没有使得作家心灵变得冷酷，反而使得他的心灵变得更加崇高深刻。
正如他在《死屋手记》中清楚的写到，当他独自思考时究竟是什么使他振奋，什么给他信心，勇气和力量呢？是一个思想：他不应该总去想那些被捕的同志。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他接受现实，他顺从命运，因为他期望着别的东西，这就是他本人的话，“……我那时充满了各种期望。我想过，下过决心，起过誓，在我未来的生活里我不再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不再像过去那样消沉。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未来计划，并坚定的执行这个计划。在我的身上复活了一种盲目的信心，我要完成这一切，我一定能够完成……我等待着，呼唤着自由早点到来，我想重新认识自己，在新的奋斗中，有时我急不可待”[12]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苦役的，他想并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临时的考验，他仅仅把它和新的伟大的期望结合起来评价。他也把整个苦役生活看作是这种新期望的光芒，这就使得《死屋手迹》蒙上了一层温和的色彩。
在完全建立在《新约·约翰福音》传统基础上的东正教中，爱，特别是精神爱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意基督教义，把爱视为道德规律的内容，因为道德规律表明，爱人类自身，爱上帝，全心全意的去爱所有一切人。而在佐西马长老遗训中指出“你们应当彼此相爱……爱上帝的人民”[13]他们知道，他们虽然没有被送进监狱，但他们同样是有罪的不幸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或许他们的遭遇要不那些罪犯更糟糕。因此他们称其为不幸的人，没有抛弃他们。在西伯利亚，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提供兄弟般的照料当作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挂心他们就像关心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这完全是一种无私圣洁的感情。一个叫做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的寡妇一直认为能尽心竭力的为这些不幸的人“做点什么，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在她身上看到的只是无限的仁慈，只是那一定要为人们做些好事以使人们感到满意和轻松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这一切都可以在她那温柔而慈祥的目光中看得出来，[14]就连漂亮，开朗，聪明而又和善淳朴的鞑靼人阿列伊，在作者教会他识字之后，对《新约》就达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完全读懂了这本书。阿列伊对作者说“我喜欢他这几句话：饶恕吧，爱吧。别欺辱人，敌人也要爱。哦，他说的多么好啊!”[15]就连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也有这样的爱心，她从母亲那里要来一个铜板追上我“……给你，不幸的人。看在上帝的面上，收下这个铜板吧”，[16]直到我收下了这个铜板，她才跑回母亲身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的内心不仅有地狱的黑暗，也有天堂的光明，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的罪，每个人也都有获救的希望。犯罪的人不仅仅是罪人，更是“不幸的人”，这也是俄国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于罪孽和犯罪的看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恶在人心，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个人应该首先认识到自身的罪，并从内心深处理解他人的罪，在苦难中净化自己，让爱来洗净世界的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心的恶看得越清晰，剖析得越真切，他对于人性的善便越加关注。他始终相信，“人是能够变得美好而幸福的，而且绝不会失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他努力地挖掘人内心善的光辉，即使在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的身上，他也在寻找他们内心的善良、纯真和对生活的热爱，以赞赏的目光看待他们在艰辛的劳动和节日娱乐中表现出的巨大的创造力。在东正教教义庇护下的俄罗斯人民没有放弃每一个有罪的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俄罗斯人民的特点在于：俄罗斯人民认为犯罪者是不幸的，这种思想认为犯罪就是不幸。什么东西使得俄罗斯人民有这种感觉呢？“事实上，人民在自己的内心感觉中把自己和犯罪划等号，并且想到他自己也是有罪的，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会犯罪如果不更坏的话”[17]。在俄罗斯，这些人被称作是不幸的人。“一般老百姓从不因犯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不管他们罪行有多大，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法和遭遇到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罗斯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犯罪都叫做不幸，并把罪犯叫做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们在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俄罗斯人民所以称罪犯为不幸的人，是因为东正教有着更多的原始基督思想，每个人的原罪意识非常强烈。
综观他的一生，贫穷，疾病，苦役的折磨紧紧伴随特别是长达十年的苦役流放生活，使他从一个居高临下的同情者骤降为一个并肩受苦的人。亲历痛苦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尤其精神的折磨中艰苦炼狱，促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寻找人类苦难并积极探寻拯救人类苦难的救赎之路。他决心要研究“人和生活”这个需要用一辈子时间去揭开的谜。自小说《穷人》发表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仅仅挖掘社会意义，而开始了对“人”的进一步探索。“人是一个谜”，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他在“死屋”内从死反观生，想努力挣脱这外在的禁止和强迫。他不仅仅关注小人物的不幸，更是将其笔触深入到痛苦的深处，到达了一个旁人甚至只有上帝可以企及的地步，不仅注意到外在环境引起的不幸，而是更注意潜伏的人性深处的人本性中的不幸。在《死屋手记》中，作家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却对那些平民苦役犯采取难能可贵的宽容态度，甚至在最可恶的罪犯身上也发现美德。拉斯科利尼科夫面对作为上帝思想的体现者索尼亚揪心的说到“……难道我杀死的是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这样一来，我倒真的一下子把我自己给杀死了!而这老是魔鬼杀死的，不是我……”。西伯利亚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赎罪和新生的同义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里，苦难不仅是对自身的救赎，而是使人灵魂得到净化的必要阶段，宗教在这里已不仅是个体的疼痛与苦难的呼号，而是个体疼痛与苦难的积极克服。西绪弗斯终日受着那没有期限的机械性的劳役苦楚，这个神话代表着西方文化中坚韧的意志和身受无尽折磨来赎还自身罪恶的赎罪意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一样，在无尽的苦役与病痛，穷苦的折磨中，没有放弃对“人”的研究，没有放弃对人类救赎之路的探寻。
“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才是要害，这才是关键。”[18]世界是不幸的、悲惨的，同时又是不可离弃的，爱只能在这里显现。所谓得救，并不是乞求一个来世的天国，而是与基督深挚的爱心一同在世界中受苦。不离弃恶的世界，决非因为乐于受苦、炫耀痛苦的精神，而是因为在恶的世界中，只有信仰上帝受苦的爱，才会得救。人在现世恶中的受苦本身并非有意义，只有上帝受苦的爱才有意义。上帝受苦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19]
至此，我们可以为舍斯托夫那句看似玩笑的话找到部分理由，“他有一颗金子的心”正是这样，他在“死屋”之内没有被同化，作者自身强烈的甚至有些病态的原罪意识和基督般的爱使得他保存了一颗金子的心，也使得死屋有了一丝温和的人性味。
从死屋中走出了陀氏，对原罪、苦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新的体验，从这里开始，他开始紧紧追随十字架上的基督，试图用信仰上帝即可得救来拯救苦难中的人。在《死屋手记》中，他多次写到在要塞外干活的情景：在那里，是真正的人的生活，那时，才真正是上帝的世界，只有经过那里，才可以到达上帝的世界，即使在“死屋”内，作者也没有将上帝遗忘，作者身边带着一本《圣经》，虽然后来被人偷去。监狱内虔诚祈祷的场面反复出现，即使囚歌里也没有忘记上帝：
我们被高高地狱墙隔开，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悲惨境遇。
上帝，造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监狱里也不会潦倒死去。[20]
可以这么说，还是对上帝的信仰与依靠，支撑了作者度过十年苦役流放生活，支持了艰难而伟大的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自身的实践和作品给尘世苦难中的人们指出一条出路，那就是：忏悔自身的罪孽，经过苦难的净化，背起沉重的十字架，舍己跟随基督，方能走上天国之路。
注释：
[1][2][3][4][5][12][14][15][16][20]《死屋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码人民文学出版 1981 曾宪溥王健夫译
[6]《思辨与启示》列夫·舍斯托夫2005 方珊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7]《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204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214页
[9][11]转引自《拯救与逍遥》刘小枫 上海三联书店 第211、213页
[10][17]《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第213页
[13]《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耿介之译第239页
[18][19]转引自《拯救与逍遥》刘小枫 上海三联书店 第2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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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2-26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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