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波，高蹈风尘外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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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波，高蹈风尘外的夜莺



“精神上的搏斗，就象人与人之间的战斗一样残酷无情。”
—阿尔图尔·兰波


    1873年2月10日。布鲁塞尔。一声枪响过后，蜂拥而至的警察，从凯姆登镇大学院街的客栈里带走了一个27岁的职员和一个16岁的少年，罪名是“违反自然”。多少好事的史家，或以为灵感，或以为佐料，从这一轰动当时诗国的“布鲁塞尔事件”中，皓首穷经地精
心培植人们的兴奋点。

在既定的制度下，使彼此共同前进的那种不可能性，并由此而产生的同床异梦，以及所引起非议的种种行为，是自拉布吕尼以来近两个世纪的法国诗歌的特征。魏尔伦和兰波那近乎病态的联盟的崩溃，则为此作了最有力的注脚。如果说这时候的兰波，还仅仅是以一名少年闯将的姿态为象征主义开辟了道路，那么，这以后的兰波，尽管在喧嚣的“布鲁塞尔事件”中牺牲了曾经注册天堂的有关自身的奴籍，但对他那注定要彪炳于其间的，并且在日后成为超现实主义和其它现代诗派所崇拜的英雄的“兰波神话”来说，却从此开始了他创世纪的约伯式历程，而此刻的魏尔伦倒确实是扮演了一位新时代发令员的角色。

告别了凡尔赛分子获胜的法国，告别了曾因无票乘车而被拘留的比利时，兰波流浪了。他执枪在印尼登陆，甸甸在爪哇窒息的密林丛中，向着每一棵摇动的树枝瞄准射击，就好象早在一百五十年前从枪膛滑出的子弹，在等待了这么些年头以后，为击中它的第二个目标，迫不及待地对一场新的灾难点下一长串省略号。他又身披征尘，爬上酷热灼人的东非大陆，在乞丐满街，蚊蝇纷飞的哈拉尔，从事黑奴贩子的挣扎性投机，仿佛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终于迫使理性打出了它的第一个哈欠。

如果要说创作，兰波大体上到1873年就罢笔了，有如流星从夜空闪过;作为诗人，兰波从孩提时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始终处在一种躁动不安的，焦灼求索的弛鹜状态中，这表现在他莱赞抗世和沉痛呼嚎的诗篇里，更赤裸裸地暴露在他落拓不羁但却又历久弥新的流浪中。从劝告性的意义来说，兰波只是开辟了一条道路，或者不如说是出于他那种专断的自然观，开辟了各式各样的道路。这不是为了取消或否定那伪装多于启示的信仰直接性，倒是相反地在表明，这种对于人生所有的重要时刻在通过道德对等的遴选之后，有关清醒选择的急切需要，有无限更新的巫祝般的渴望，也就是说，他只是走出了旧世纪的窝穴，以一阵惊世骇俗的旋风攫住了人生之火的安定，并嘲笑着那种对这些选择所进行的不明确的模仿。他不是难得湖涂的宠儿。早在巧岁时挥笔写下的辉煌诗篇《感觉》中，这位天才诗人就充分表达了作为少年歌手那空前的半巫式的敏锐感觉，和他流浪远方的强烈愿望。

法国西北部夏晚的田间，少年歌手沐浴着西沉的红日，两脚踏着芋竿的细草，还有被金黄色麦芽儿刺痒的臂膀，这一切在兰波的感受里，都似真若幻地化为一种蛰伏己久的与大自然的亲近感，化为对开始揭示大自然秘密的冲动的陶醉感，无穷的希望从此阑人融融的奇异升华中。在这里，诗人以他所特有的通灵直感，面对着世界，大声宣读了关于自己后半生的约言。如果说这时候的兰波还纯真地沉溺在对大自然的那种懂憬式的惊喜里，那么一年后，在前往巴黎朝圣魏尔伦的途中吟就的(醉舟)，则表明他业已完全投身到了即将流浪的严峻思考之中。

醉舟，是诗人寄托自我的新故乡。他无意成为舵手，更无意成为乘客，他是一个洞察者。所以，当他感到纤夫已不再能控制航向时，他便听任湍流冲走船舵和铁锚，使这醉舟自由自在地驶人广阔无垠的大海，飘向奇幻迷离的未来世界。诗人从未见过大海，但那早熟的百结忧思，一种朦胧的执着与信赖，使他似曾相识地由衷呼唤这又一个田地:“我熟悉!”“我见过!”“我梦见!”仿佛青春在他那纤弱的、稚嫩的躯体内又被再版了一次。

一个诗人会具备各种原则，或者他的原则有着各种变化，由于有不同的生活，或者由于生活本身的不同类型，他便能够触动一切。构成兰波生活的，并不是某个偶然的，不期而至的机遇所提供的主题，而是某种观察大自然的方法。他不同于华兹华斯抑或艾略特那班贵族式诗人，他只是一个流浪诗人。当那些老态龙钟的诗匠年至毫盆却依然诗如泉涌之际，他则撒手诗国，在薄纱般的晨曦中，搭乘着理想的醉舟，去回应年轻朝阳的第一个顾盼，实践自身的原则。在他那里，生活中的形象，因为感受不甚强烈，找不到存在的支撑点而转瞬即逝;但与此同时，流浪中的形象使他从现时的感受中找到了支撑点。正如马拉美笔下绝望的“天鹅”不能在这个世界生活一样，兰波企图寻找一些补充的世界，因而他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研究例外和解释补充世界的重大使命，并且最终找到了对他来说，凡是在流浪所及的地方，或者谨慎地说，凡是在流浪被认为是世界上存在的一种形式的地方，流浪便取代了生活。

    确实，兰波对拼寄于基督教的欧洲文明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是指他自身所寄托的生活原则，而是在其缺席的某个时刻，打烙在他那代人身上的一种关于普遍判决的伤痕，那种历经腐蚀人的感情。他显然痛苦地感受到了一个来自远方的暗示:流浪。这不是一个诱惑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于极为笨拙地寻找人类那按部就班的秩序以外的意义，以及企图重新发现萦结在自然之中的生命价值。这是一种被唯一的行为所搅拌、束缚、系牢和抛离，并将其中激流般的生活，人和事物的厮杀全部存在都强加于每一个人的革命，这是用新的眼光去寻找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加以实践的神圣的生活。这里不仅有着对自身存在的充满激情的歌颂，与此同时，而且还具备创造一个可供人类全部历程作为榜样的生存方式的持久活力，或者说，是一种反映人类所有可能性的，在某种意义上终将成为现实的弄假成真的未来。他的目的，如果说他存在的目的，那也是在他自己与整个的人类始终无济于事的妥协而产生势所必然的决裂以后，对于现代文明所赋予个人的原罪般教导的否定。因此在任何时候，在
任何地方，兰波丝毫也没有失去对生活，对人类及其未来的信心。他在流浪中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一种对人类的最后胜利，和它的文明与成就的确信。在他的身上，可以体察到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者的热情，以及更近的里尔克和聂鲁达那伏源于人类的伟大所由产生的史诗般的情感。在这里，就兰波而言，流浪既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心血来潮的假释，也不仅仅是所谓命运的居丧人。他作为一种理性以后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未加思索的，或供人吟诵一番的;他是一种自觉于人类身心中的合法执导人。

这是一个对自己所将表演的历史的毫无兴趣，更是无意于使人称颂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时却又由于具有一种深刻的意志力量而显得成熟的人。在他的灵魂里，有着一种使他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非理性因素。他满怀希望，深信伟大行为的赎罪力量。但不幸的是，后人过分打扰了他。正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所说的:“几乎没有哪个诗人象他那样成为人们如此热心研究的对象，也没有哪个诗人对现代诗歌产生的影响比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