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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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主义是1885年至1914年之间以法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同时在许多国家造就了伟大作家和诗歌的国际运动。法国象征主义的代表前期有波德莱尔、马拉美、蓝波、魏尔伦，后期主要是瓦雷里。波德莱尔有诗集《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马拉美的《牧神午后》等，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年轻的命运女神》等诗作尤其达到象征艺术的高峰。

象征主义的鼻祖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他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深受英国诗人布莱克、美国诗人爱伦·坡等人的影响，但只有到了《恶之花》的问世才真正标志着象征主义的诞生。嗣后，魏尔伦、兰波、马拉美三大诗人的同时出现使法国成为前期象征主义的主要基地。之后，象征主义风靡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二十年代初，象征派诗人瓦雷里（法）、叶芝（爱尔兰）、T·S·艾略特（英）等已声名远播，影响盛极一时。象征主义突破了以和谐为美的传统美学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它从人性的反思出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胆地他们所和创新，拓展了审美的范畴，为现代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美学视野。

以雨果的《为大家祈祷之一》和波德莱尔的《忧郁之一》为例：

同是以忧郁和理想为题材，在雨果的《秋叶集》里，雨果真诚地袒露了自己整个内心世界。他刚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磨难：痛失双亲、夫妻不和、幼子早夭、胞弟精神失常，忧伤的诗句从“被生活震撼而造成的内心裂缝里源源而出。”他感到的是“一切都在受苦，一切都在呻吟。” 可以读到的都是感伤的诗句，基调都是忧郁。比如《为大家祈祷之一》中，“白天引起苦恼、怨恨与疲竭”，“那老牧人，那从钟楼的缺口中吹来的风/那池塘，那发出微弱的叫声的羊群/一切都在受苦，一切都在呻吟。大自然感到烦闷”。在这里，雨果不仅发现了生活中的丑，还把它引入文学。使我看到美和丑、崇高和卑下是相邻而居的，畸形靠近着优美，而丑怪隐藏在崇高背后。生活的丑陋虽然使他忧虑，但这不是主要的，他在诗中为人类祈祷，毅然负担起为他人祝福的重任，并启示人们：“需要爱，需要祈祷，需要酣然入梦”。并在最后慷慨激昂地大声祈祷：“啊，童年的祈祷!摇篮中的梦境/永远抚爱、决不伤害的声音/洋溢着欢笑、呈现出喜人景象的美好的信仰/庄严的夜间音乐会中的前奏曲/犹如乌儿把自己的头枕到翅膀下面去/儿童让自己天真浪漫的灵魂在祈祷中进入睡乡”。雨果虽然看到了丑恶，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到了孩子的天真，人类的和谐，并始终坚信自然和人性中充满美与和谐的美学观点，是浪漫主义的集中体现。

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却颠覆了雨果的美学思想。他不仅看到了丑陋，更进一步认为自然本来就是丑恶的，而美和善是人为的。他不满足从那些直接引起崇高感的常态事物中创造美，主张从怪异、颓废、丑恶、荒诞等非常现象中提取美。在第一部分《忧郁和理想》的《忧郁之一》中就是很好的代表：“雨月，整个城市使它感到气恼/它从瓮中把大且阴暗的寒冷/洒向附近墓地的苍白的亡魂/把一片死气罩住多雾的市郊/我的猫的方砖地上寻找垫草/不停地摇着它那生疮的瘦身/老诗人的魂在落水管里沉浮/象怕冷的幽灵似的发出哀号/大钟在悲鸣，冒着烟气的柴薪/用假声伴奏伤风的钟摆之声/这时，一个患浮肿的老妇人/死后留下的发臭的扑克里/红心侍从和黑桃皇后在一起/闷闷地交谈他俩过去的爱情。”寻找生疮身体的野猫，老诗人的灵魂凄厉地叫喊，悲鸣的大钟，水肿的老太婆，臭哄哄的纸牌精灵互诉衷肠，这诗中的每一种意象都是丑陋的，却显示出一种精致的美。波德莱尔不像雨果那样袒露忧愁，而是将读者引入他的梦幻世界，通过他的眼睛去看那些被遗忘的肮脏角落，从而体会诗人内心的苦闷和绝望。如果说浪漫主义的忧郁产生于看到命运的折磨、爱情的失意、政治的失落，那么从波德莱尔的忧郁则来源于生命本身。他开始挖掘人类深层意识里的压抑与痛苦。在雨果那里，美和善最后可以拯救人类；波德莱尔却指给人看：自然是丑陋的，丑是美的一部分。波德莱尔那里没有了和谐，他丧失了精神支柱，开始走向绝望。这种对生活的全盘否定，或者说是审丑艺术颠覆了雨果的浪漫主义审美原则，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独立的审美视角，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超越。

浪漫主义在表现现实上，强调主观与主体性，侧重表现理想世界，把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但是到了19世纪，现实主义已不满于浪漫主义对美好理想的过度热情，转向了对显示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大部分以反映人性社会的丑恶为主。无论他的作品是在描写那个层次，对人性的揭示都是非常深刻的，即便是在平民阶层或是在上流社会，这一切都非常自然。它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法国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上升，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统治所造成的种种罪恶。恩格斯说过：“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但它并没有解决人们的苦闷与惆怅，依然没有给人民指出一条出路。而在这点上象征主义恰恰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心理空间。

这场文学运动的余波也影响到了中国。五四时期，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许多文学者的注意。但是真正形成广泛影响是在20世纪20～30年代。出现于20年代中期的初期象征派和30年代初的现代诗派，是取法象征派的诗歌流派，而代表了中国象征诗成熟的是现代诗派。初期象征主义诗人除了李金发，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以及早期的戴望舒。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的诗人们，继承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传统，把象征派的观念引进中国。初期象征派诗人追求的“纯粹的诗的世界”只建设在艺术的自身狭小天地里，脱离了时代和人民的土壤。他们在吸收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营养时，其模仿力超过了创造力，同时他们企图沟通中西诗艺的愿望，也被盲目的创新热情和实践所淹没了。

中国诗人李金发深受以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等为代表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影响的结果，“象征派诗歌的感伤忧郁凄婉迷濛正好与当时在异域他乡产生的痛苦落寞心灵产生了共鸣”，因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呈现的颓唐感伤的状态。李金发诗歌作品整体上灰暗沉郁的情感基调，基于他对异域环境中艰难的生存状况的深刻理解，从而体现着诗歌境界与诗人心境的高度统一。如《沉寂》一篇“一切沉寂了！笨重雪叠盖了销路和石子/并留下点在死叶上/枯瘦的枝儿丧兴地互相拥抱着，像欲哭无泪/似乎大地愤恨了，欲张手直捏死万类在玩意儿里。”类似与波德莱尔，意象“丑恶”是李金发诗歌的重要特征。诗人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那些让人不忍目睹、触目惊心的领域。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时，搜寻到许许多多肃杀和惨淡的生命信息，并以此拼合成李金发诗歌灰暗沉郁的整体氛围。这里回荡着哀鸣的声音，氤氲着死亡的气息，更充满着人生与爱情的怅惘之情。诗人对异域生存的写照，正好与现代主义的孤独、困窘和生存焦虑相一致，从而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女神》，贯穿其中的是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等。如《天狗》一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表现对世界的反叛和破坏情绪，作者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自己的感情，使感情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 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虽然诗人想吞噬一切，破坏一切的感情充斥全诗，充满否定与自我否定的矛盾但却不像李金发《沉寂》那样黑暗，压抑，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感觉只是诗人的宣泄，而这种宣泄也是以激情澎湃的方式的，因此，仍能感觉诗人身上的昂扬的激情，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象征主义则跳出了这种总是表达理想，热烈情感的藩篱。

诗人艾青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吸收了西方某些诗歌流派和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理论和技巧，从而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他的《太阳》：“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它以难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当它来时，我听见/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城市从远方/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畔/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由于对自由前景的执著与坚信，艾青敏感的心灵虽然时时为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蹂躏而震颤，却不曾走向绝望或颓废，也不曾沉醉于一己的悲欢。怀着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关切，在对苦难现实的血泪控诉中，作者将自己的情感融于客体的太阳之中，而且描写不仅是出于同情，更是一种呼唤和警醒。但是这种呼唤与警醒无疑使人更痛苦，因为它仍然无法使主体逃脱被客体的融合，依然没有为人们在审美心理上做出开拓。而象征主义则摆脱了这种种束缚，打破了以和谐为美的审美局限。

浪漫主义者强调诗人的主体性创作，崇尚主体的想象和幻想，使他们的作品常常激情澎湃，热情如火。现实主义则将主体审美倾向渗透于所描写的客体之中。而象征主义者们充分而巧妙地吸收了浪漫主义关注人的内心这一传统，继承并发扬了浪漫主义在表现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技巧。他们也有自己的创新，这主要表现在象征主义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领域，即独立地精细地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象征主义的出现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是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它为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也是艺术审美本身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