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亲爱的乡村教师们

子抗

献给我亲爱的乡村教师们

（原名《记伍老师》。1999年原稿，2015年修改）

子 抗

1

伍卓华老师是九八年初去世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是几个月之后。当时是什么感觉，现在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就是觉得他去得实在早了一点。不到五十，或者是刚过五十岁，远不到退休年龄。

也不奇怪。他喝酒太猛了。我就见过有一次，是晚上，他喝醉了，摔倒在学校的天井里。他老婆来找他，他还作势要打老婆。其他老师赶紧把他们扯开了。

这样一个酒鬼，又什么好记的呢？不过，奇怪，我偏偏就记得他。

2

我不知道他年轻时候是不是也喝酒，是不是喝得这么厉害。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个初中生，他应该也还年轻。当时印象深的一点是他乒乓球打得好，全公社（对不起，这名字听得生疏了，为了符合历史原貌，还是这么叫吧）都有名。讲句老实话，他打球姿势不怎么样。个子矮，一双短腿，还是罗圈，跑起来显得滑稽。但是抽杀起来很凶猛，经常把别的姿势优美的老师打得落花流水。这时他就大笑起来，眼角周围挤出很多很深的皱纹，露出一口坏得要命的黑牙齿。

当然，他是抽烟的。

那时我住在学校里（我历来以我母亲教书的小学为家）。我父亲过世后，这里更成了我唯一的家），所以时不时跟他在大礼堂里打乒乓球。我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他也不认真跟我打，只故意逗我玩玩，到比分已经对他不利的时候，才稍微认真一点。

他爱好颇多。喜欢搞乐器。二胡、笛子、唢呐、锣鼓、钹，这些东西都能搞几下。大概乡间的那点乐器响器，他都会几下子。他也练毛笔字。有一次，他得意地对我们说，一个学生见了他写的字，不相信是写出来的，以为是印出来的。

他又喜欢背一些没有几个人能懂的句子给别人听，都是老书上来的。他喜欢对书上的某种讲法表示不满。对《增广贤文》，他就非议过多次。因为那上面既有“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这一类赞成喝酒的话，又有不少反对喝酒的句子，比如“若要断酒法，醒眼看醉人”，“莫饮酉时酒，昏昏醉到宿（音朽），莫骂酉时妻，一夜受孤凄”，——显然自相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书上的话是信不得的，那怕是《增广贤文》这样一本据他说是讲尽了世间一切道理，由一个死刑犯写出来的不朽著作。

他还有一个特长是掌厨，这说不定是他最大的特长。我们那一带，席面上的事，能够掌本的，算起来还真的不多。每逢这种时候，他就开列出材料清单，告诉别人到哪里买那样东西，然后从洗菜、切菜、干货浸发、配菜，到最后蒸、煮、炒、出菜，所有的工作都在他的控制指挥下完成，俨然如军中大将。而重要工序他都亲力亲为。农村对于酒席是有不少讲究不少禁忌的，什么样的场合办什么菜，都有一些名堂可以理论，不能乱来，掌厨人非得有经验不可。这方面我听他讲过一些道道。

因为他的这些特长，附近哪家有红白喜事，往往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忙碌。穿一件磨出了线头，已经变成灰白色的灰扑扑的黑呢子中山装，袖子高高挽起，不是一手的油，就是一手的墨，手里夹着一根烟，耳朵上再夹一根，在那里进进出出，抓住机会跟娘儿们开一两句玩笑。或者是在敲锣打鼓，快活地唱着挽歌（本地叫夜歌子，那几乎是一种斗智的游戏）。帮办丧事可能是他们家的传统。他父亲大概是正式的道士，大家都叫他做某某道士，在当地对别的人都没有这么叫的。

伍老师是很讲“礼信”的。“礼信”是我们土话，意思大概就是礼节，好像又不单纯是礼节。一个人懂礼信，不但意味着他要知道日常交往之道，书信要遵守一些文绉绉的格式，另外还要熟知一整套的虚文假礼，会讲一大堆有固定格式的客气话，你来我往，既一团和气又语含机锋，像打太极拳一样，圆转自如，伤敌于无形之间。礼信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懂得酒席上尊卑长幼的座次秩序。以前，这一类礼信，我也学着做，但是一边做一边心里总觉得有些好笑。现在我倒不这么看了。有一些日常基本礼仪礼貌大概还真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应该有的，遵守这些，大家都觉得自然、舒服、亲切。

伍老师很讲究这一套，温文儒雅，礼数周全。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定会到我家来“辞年”。坐一坐，讲一阵子话。我母亲就要我给他倒一杯酒。他就高兴地喝着酒东拉西扯一阵，然后去另外一家。这么做，简直讲不出什么理由，纯粹是礼信上的要求。但因此也就像个过年的样子。可能这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到后来已经失传了，只有他们家还固执的保留着。大年初一早上，他又一定会来“拜早年”。

他家就住在学校旁边。说起来惭愧，我一次也没有去他们家拜过年，更谈不上什么“辞年”了。

3

后来我到长沙读书，每次回去，他一定会特地来跟我聊天。我虽然年龄不小了，骨子里却还是个孩子，很不习惯跟长辈交往，见了他们不知道讲什么话才合适。但是他显然把我看成一个大人了，喜欢跟我谈古论今。我当然也就很高兴。好在我向来不务正业，读的虽然是理工科，但是文学哲学什么杂七杂八的书也都喜欢翻一翻，还算是勉强应付得来。我们就他父亲信奉的到底是道教还是佛教认真探讨过一回。我认为是道教，他认为是佛教，最后自然是不了了之。不过既然是在谈他父亲，当然要以他的讲法为准。

每当我扯到书上那些其他人未必感兴趣的东西，他就高兴起来，说我有文化，于是起劲和我谈论下去。我当然也就更加高兴起来，显得真正很有文化的样子。

子抗

4

让我脸红的只有一回，倒不是因为我的文化出了什么毛病，而是事关隐私。

那年寒假我回去，发现学校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结过婚了，年龄比我大一岁。高中是我们一届的（还是上一届的？），平日成绩很好，高考差几分没考上。家是农村的，后来嫁了一个吃国家粮的男的，当了民办老师。

她长得好，脸庞俊俏，五官端正。个子算是比较高的……好像也没那么高。肤色倒不是很白，但皮肤很滋润。实际上她肤色比一般姑娘要略深一点，接近于浅黑色。她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眼波流转，看人的时候总带着笑，又像是大胆，又像是害羞。你说她害羞吧，她开起玩笑来讲的有些话那也大胆得很，实际上她的个性是有点调皮的。只不过讲完这些不害羞的话，她自己也会脸红，把脸别到一边去，好像要把脸藏起来。这个姑娘——应该叫这个少妇，这位女老师——爱笑。她结过婚了，又是老师，不可能像小姑娘那样时刻傻笑，但是总好像心里总有什么事要让她忍不住想笑，脸上总带着一种比微笑更明显一些的笑意，似乎只要稍微撩拨一下，就会响亮地笑出声音来。爱笑归爱笑，她的性格总体上来说属于于沉静一类的。她开玩笑就只是说几句玩笑话，不像有些矮墩墩胖乎乎生命力旺盛的村姑那样打打闹闹。她的举止从容大方，自然得体，像个老师的样子。

我大概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不过她的这些特点我也是后来慢慢才发现的，实际上更多的只怕是我现在回想起她的时候总结出来的。当时总的感觉是她各方面都好，不但长得好，而且心好，善良，质朴，对人热心，勤快，温存贤惠，既有活力又沉静稳重。还很聪慧。

的确，她就是一个可以下田做事晒太阳出大汗的质朴本真的乡里妹子，不是什么鲜花，没有那么鲜嫩娇艳，而更像一棵小树，茁壮挺拔，经得起风吹雨打。说她貌如天仙那肯定是夸张了（仙女好像一般都很白吧），不过她的确比大部分姑娘长得要好，得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说她有缺点，那只有一条，就是她不是我的。


5

本来，所有这些，应该都跟我无关才对。人家有夫之妇，又是我母亲的同事，我本不该有什么非分之想。但在我一个二十多点的毛头小子，一心想恋爱一回又无人可恋，加上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一类小说——的人看来，她是很可以恋爱一回的。所以我就似乎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恋上她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这当然不是真的。

她人真的特别好，经常抢着帮我妈做事。除了上课和批改作业之外，老师其实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学校有菜土，蔬菜都是老师自己种的，挖土、种菜秧、挑水淋菜，这就是一堆的事。煮饭炒菜洗衣服这些事当然更不用说都要自己做。

在我当时看来，她这么做倒好像是在做给我看，好表现得像个贤惠的媳妇。那当然完全是我的误解，她不过是人好罢了。她当时是不是多少也有点后悔自己结婚早了？这个我没办法知道，只能猜测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我妈妈很喜欢她，背后都夸她。在我面前都夸过她，大概意思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媳妇这一类的话。讲实在话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当时讲这话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意思，按理说不可能有那方面的意思。我妈总不至于鼓励我去找这个结了婚的女老师做对象吧，那就太不可思议了。那不可能。最多也不过是暗示我，你最好照这个标准来找对象。问题是，你以为这容易吗？我又认识几个姑娘呢？你要我又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好姑娘来给您老人家做孝顺媳妇呢？你以为我自己不想？我也没办法啊，我找不到这么好的啊！

我想我妈当时这么说确实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无心地随口这么说一说，她只是真的喜欢这个姑娘。她跟我妈妈是一个地方人，这可能是我妈跟她亲的一个原因。大概在我妈看来，她就像个娘家来的侄女。

那时候反正不管我妈妈讲什么话，我就低头听着，嗯一下，表示听到了，不会有任何其它反应。

她既然是我妈妈的同事，那就差不多是我的长辈了，我简直应该叫她阿姨姑姑才对，在这个小学大家庭里面我只能算是她的一个大侄子，虽然年龄差不多。当然，我不会那么叫。学校里不管年龄大小，我反正都叫老师。我心里怎么叫她，那是另外一回事……好像也没有发明过什么特殊称呼，最多就是把她的姓去掉。当面肯定叫她某老师。在学校里，老师之间也互相称老师。老师们叫我，无论大小，都是叫我名字，不带姓。这是一种爱称。当然，我是晚辈嘛，谁让我是我妈的儿子呢。对他们来说，不管我什么年龄，我的身份总是某个老师的小孩子。她大概也是这么看的吧？反正她叫我就跟别的老师一样就叫我名，不叫姓。人前人后都这样叫，听着亲热，但我决不会误解那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她叫起来也决不会有什么不自然。

我心里想，你也就只比我大一岁，你也算长辈？你也这样叫！也不怕我误解！

我心里有鬼，表面上若无其事。既然她结婚了，我也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如果她不结婚，就不会当老师，也就不会变成我母亲的同事，我也就不会认识她。事情就是这么荒诞和悖谬。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深刻的沮丧，把它叫做命，命运。或者，更通行一些，叫缘分。没有缘分，那也算是缘分的一种。  
 

子抗

6
乡村的冬夜是很安静的。那时小学校里谁家都没有电视机，她爱人（这称呼听着怎么那么古老？似乎比“公社”还要生疏。不过当时都是这样叫的，尊重历史）也还没有调来，她一个人住我家对面的小房间。她经常来跟我母亲聊天，手里端着一杯热茶，不停地用茶杯来暖手，一边交替跺着脚。有时候看我一眼，让我心里一动。

很多时候她在我家烤火。只要我母亲在场，我就不大讲话，也很不自在，坐一阵子就找借口出去了。但是我记得也有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跟这个年轻女老师两个人就这么坐着烤火，穿着棉鞋，裹着棉袄。我记得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电灯，等到后来从茶厂牵了电线过来，才有了电灯。煤油灯昏昏沉沉。火光倒还有点照明作用，冬夜看着红红的煤火就觉得暖和舒服。我们有时候讲话，大部分时候不讲话。不讲话的时候我听见她的呼吸声。两个人都低着头，看火，喝茶。火光照着我们的脸。我们的手放在火上，被映成半透明的红色。我抽着烟，沉默不语，努力表现得像个成年人。

从她讲话、她的神态、她的笑，我看得出她对我应该还是比较欣赏的。大概，一方面我这人据说长得还不错，另外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读了大学，她没读。但是她应该并没有那方面的意思。毕竟她已经结婚了，又是个老师，而我还是个大学生，又比她小一岁，人也显得很幼稚。所以，她对我大概主要是一种欣赏，像看一个弟弟一样，也许还带有一种羡慕和钦佩的情绪在里面。   

有时候她小心翼翼跟我聊起大学的话题，大概是问大学是什么样子这一类的问题。我看得出她特别想读大学。又有哪个不想读大学呢？ 我想这已经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这块心病只怕不容易消除，搞不好会变成终身痼疾。我为她难过。她好学上进，人又聪明，如果是现在，考个重点大学我想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时录取率真是太低了。当时她们四个高中毕业班只有一个考取本科。

对于农村学生，考上学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由农村人变成城里人。农村人这个印记，几乎就像是有人拿一块烧红的烙铁在你身上烫出的一个烙印，终身磨灭不了。这是标记牲口和奴隶的办法。而且每个小孩一出世就被烫上了这么一个烙印，农村人的身份永世不得转变！

很多农村人不知道的是，城里职工其实也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身份，工人终身不得转为干部。在城乡二元分治和身份固化制度下，干部、工人、农民，事实上已经成为标识清楚、界限分明的三大等级，甚至于各阶层之间通婚都很少发生。我知道一个有志气的姑娘，她就坚决不嫁干部身份的人，因为她家庭和她自己是工人身份（别误会，那个姑娘不是拒绝我）。我还有一个初中同班的农村女同学，她找了一个氮肥厂的工人做男朋友，她家里坚决反对。工人，我们高攀不起！最后我这位姓李的女同学喝农药自杀了。不到二十。可能刚刚二十岁。   

在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的国家，长期实行的这种制度，事实上已经类似于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而种姓制度，在官方话语体系中，通常被称为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严酷的、黑暗的、反动的社会制度。

“人人平等，但是其中有些人更平等”，奥威尔《动物庄园》中的这个荒诞笑话，在我们这里是一种社会现实。只是这种现实太沉重，让人一点也笑不起来。

本科大专中专学校学生，一毕业就获得了干部身份，所以农村学生考上学校，等于从第三等级越过工人阶层跃迁至第一等级。所以你讲哪个又不想考上学校呢？她不能当兵，所以考学校是走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如果考不上学校，她只能咬着嘴唇默默地背负着农村人这个称呼度过一生。

跟伍老师一样，她也是民办老师。在社会默认的等级谱系上，社会地位虽然比农民高，但仍然低于工人。工人毕竟是城市户口。民办老师他们总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吧，但是在社会看来，他们比随便哪个车间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操作的青年工人身份还要低，他们怎么会不觉得屈辱呢？教师的劳动至少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吧？我记得马克思就讲过，创造性劳动高于工具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的前提。

7

我那种荒唐的心思除了给自己增添烦恼以外，毫无现实的“好处”。我胆子小，不敢真的去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如果说我当时连做坏事的念头都没有动过，那就是讲假话了。我欣赏着她的一颦一笑（我真的觉得她皱眉头的样子都特别好看，那本来也是一边笑着一边皱眉头），心里却在转另外一些念头。其实讲穿了也不过就是想抱一抱她。而引发我这种不道德冲动的原因，讲起来实在难以相信，只是因为她的棉袄特别轻柔松软。

再说她实在是长得不错，是一个成熟诱人的少妇。现在推算起来，她当时年龄应该也不大。不过可能是因为结了婚的缘故，我觉得她已经有成熟妇人的风致韵味。

亏得我胆小，要不然，只要她叫一声，这事情就收不了场。那就是恶性流氓事件。弄不好当晚就会把我捆起来，送到公社去关黑屋子。然后，到底要坐几年牢，那就要看政治形势和公安同志们的心情了。

最后当然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烤一阵子火，对我笑一笑，好像道歉似的，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记得，似乎是，我不能肯定，曾经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的手指尖无意中轻轻碰到了一起，又迅速分开了。好像是有过这么一次。不过，正像博尔赫斯讲的，记忆是靠不住的。应该没有这种事情。我不敢。按常理推断，也应该没有。如果当时真的发生过这次惊心动魄的接触，那就很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然后，历史很可能就被改写了。接着，按照著名的蝴蝶煽动颠覆原理，说不定共产主义好多年前已经实现了。既然到今天共产主义还遥遥无期，所以，合理的推断是，当时两个人的指尖肯定没有进行过哪怕是最轻微的触碰。显然，我把愿望和想象当成了记忆。

毕竟，我不敢。

在《红与黑》里面，于连勇敢地追求已婚的德瑞娜夫人。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沃伦斯基勇敢地追求已婚的安娜。在《静静的顿河》里面，葛里高利勇敢地追求已婚的阿克西尼娅。

但是，在这里，我不敢追求这个已婚的女教师。

我熟读这些世界名著，我心里羡慕他们。但是现实中，我不敢。

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不是俄罗斯，甚至连苏联都不是，这里是中国！特别当时是刚刚解除绝对禁锢不久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在他们那些地方，这叫做敢于打破世俗观念的勇敢的爱情，写入不朽篇章，千古传颂。在我们这里，这叫做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叫做道德败坏，作风问题，叫做偷情，叫做通奸，叫做第三者插足，叫做可耻！不只是个人臭名昭著，骂名远扬，还要辱及家人父母子女——这样的例子我小时候见过好几例，有两对就是老师。   

在我们中国，这种事情太“丑”了，你知道吗？

我认识的那位“犯作风问题”受到处分的老师，连他的小孩在我们这些小孩面前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至于犯了事的那位男老师本人，几乎就是一种被整个社会孤立的隔离居住状态。他根本就不敢出门！有一次我去他家里找他儿子玩，我看到他一个人在幽暗的屋子里，他苍白的瘦脸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吓了我一跳。 他脸上那种羞愧的笑容和感激的表情，他带着这种羞愧和感激的笑容跟我这个小孩子说客气话的神气，让我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同时也让我知道这种事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我心里自然升起一种高度的警惕之心。

所以你说我怎么敢呢？

我，应该也不只我一个人，应该是整整一代人，可能是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好像我们身体里面从小就住进去了一个小小的人，时刻用一种只有我们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念经似地说：丑啊……丑啊……丑啊……丑啊……。

说粗话，不丑。脏话、痞话、下流话、流氓地痞恶霸的狠话，那都不丑。欺负人，不丑。打架斗殴，不丑。用铜头皮带抽人，不丑。用大头皮鞋踹人，不丑。用扁担砍人，不丑。殴打老师，不丑。殴打老人，不丑。甚至于把人打死，也不丑。有时候这种暴力不但不丑，还显得很有一种豪情壮志。  

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丑！！！

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男女生讲话，丑！男女生在一起玩，丑！男女生递纸条，丑！而世界上最丑的，就是非婚男女关系，有时候甚至哪怕只是纯粹的感情！

我想问一句，我们这个民族，从什么时候起，为什么会，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是什么人，从什么时候起，把这样一套邪恶的观念，刻写在我们小孩子的头脑里？

我好歹算是读了几本外国文学作品，算是思想解放了，可以胡思乱想一下，但也就只是敢胡思乱想一下而已。

她呢，我觉得她根本没朝那方面想过，不存在什么敢不敢的问题。就算她真的有过一丝一毫一闪念的念头，也很快就湮灭了。就算她真的有什么想法，她也比我更不敢。连我这个在长沙读了那么多年书，思想已经解放得一塌糊涂的大学生都不敢，她又怎么敢呢？毕竟，她已经结婚了。很明显，两个人之间，这太不可能了。一点点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就算她没结婚，从她当时看来，她跟我差距也很大，简直是天差地别。她是农村户口。不经过那个时候，或者经过那个时候而不是农村户口的人，永远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是民办老师。她是高中生。她比我大一岁。她觉得自己黑，不好看，连长相都不如我。

其实这些在我看来，哪一条都不是问题。她是农村的，我不也是农村出来的？以后我在城里工作，她在农村当老师，就不行吗？以后慢慢想办法啊。大学生？什么了不起！再说她以后也可以继续努力啊。民办老师？我妈妈就当了很多年民办老师，我会看不起我妈妈的职业？大一岁，这算什么问题？只要她长得好，就是大五岁十岁也没关系啊。 至于长相，这么一个俊俏姑娘，她要是知道她在我眼中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已经结婚了。

我倒不是说她是结了婚的人，我就不能接受她，我没有这种观念。只要我喜欢她，就算她带着一个孩子也没关系。不可能主要是因为她，在那个时代，移情别恋被认为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事情，离婚则更加被认为是一种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她已经结婚了，还能怎么样呢？

再说，第一，她是老师，老师是道德楷模，那就意味着比一般人要有更多的道德。如果她跟我怎么样，公社必定会处分她，她骂名远扬且不说，她再也不可能当老师了。第二，她结了婚我没结婚，如果她跟我真怎么样，社会上一般只会骂她不要脸，反过来可能还同情我，觉得我是个上当受骗把持不住的纯洁青年。可惜了，这小伙子，自甘堕落！第三，人家把她从农民提升到了教师的地位，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恩德啊！如果她背弃了那位，那就会被认为是十足的忘恩负义。

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现在作的推测。她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有没有动过念头，那只有天晓得了。只有她自己心里晓得。我反正是永远不可能晓得了。

子抗

8

她爱人也是老师，下一个学期调到我们学校来了。暑假里我们在一起玩，打乒乓球，夜里一起去抓泥鳅鳝鱼，到那时我就更不可能去胡乱思想了。看得出他真的发自内心喜爱我，我也很尊重他。我和她爱人可以算是朋友了，我怎么会去破坏朋友的家庭呢？我是个坏人吗？那些可鄙的念头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

我发现男的很多都这样。看见一个女的不错，不认识她男人时可能会有想法，一旦认识她男人，立即断绝念头。如果她男人比自己强，那自然想也没用了，如果她男人不如自己，那也于心不忍，不忍心去做欺负老实人的事。

当然，也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个头既没有我高，人又不如我长得好，配不上她，无非是因为吃国家粮的，就偏偏有这等好福气。可见世界上的事难说得很，并没有所谓公平可言。

9

知道不现实，也就不怎么往心里去。

那年元旦我回去，她要调走了，调到隔壁一个公社去。走的那天，学校校长成老师和我骑单车送她走。去她新的学校骑单车大概一个多钟头。 她坐成老师单车后面。我的单车后座上绑着她小孩的摇篮——我们叫摇窠子——和杂物。我记得好像他爱人那次没有同路，就只我们两辆单车。

我心想要是能跟成老师换一下就好了，也算是我最后送她一程，但是又讲不出口，没有任何合理的借口向成老师提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要求。心里有鬼的人最怕别人知道他心里有鬼。成老师这位严厉的校长历来让我害怕，我决不敢让他察觉我这小子心里存着这种“要不得”的想法。

我单车后面的东西很轻，一路骑在前面，回头看成老师，他不急不慢的骑，一路上两个人还在说话。我嫉妒地想，大概成老师自己也喜欢她吧，说不定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点什么暧昧关系？

去她新学校的路是一条灰白色的砂石路，路面上一层浮砂，这种路最不好骑单车，地面是软的，又浮又滑，一不小心就摔跤。手扶拖拉机开过去，沙尘漫天，连我这种最不讲究的人也要躲到路边去捂住口鼻。成老师可能是怕我这人年轻毛糙，自己摔了不要紧，莫摔坏了后面的人。其实我年轻有力气，应该我带人他拖东西才合理。我这人毛糙是毛糙点，这点稳重应该还是有的。后面驮着她，我还会让她摔着？

连送一送她这点最后的卑微的心愿也实现不了，我心里不免有点伤感。

我们把她送到新的学校。是一所很小的小学，可能不是一所完全小学，我估计。一排矮踏踏的平房，跟我们学校巍峨阔大的老祠堂比，简直不像个学校。

她以后就在这里了，我心想。   

她说过一些感谢的话。我们连水都没喝一口，我和成老师就回去了。她刚到，没办法烧水。     


10

寒假再回去，再也见不到这位女老师了。我走进她那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空空的，只有一张公家的床和一张书桌。以前我也进过她房间，除了蚊帐被子箱子凳子书籍脸盆毛巾这些日用物品之外，墙上还贴着宣传画，桌子上有圆镜子、塑料梳子、雪花膏这些零碎东西，这些女性用品总能引起我心里一种特别温柔的感觉。现在房间空了，我心里好像也空了，甚至于有点慌乱。

我总还是想再看到她。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不管她爱人怎么看，都要去她家走一趟。我为自己辩护说，我跟他们两个都是朋友，我不过是去看看老朋友，吃一餐饭，讲几句话，这并不是什么越礼的事。

我骑了单车，吹着北风，走十几里沙石路去找他们。到他们学校没见到一个人。后来一位女老师模样的人从一个房间里出来，问我找谁，我说找他们，她说他们调走了，去另外一所小学了。我问明了那个学校的名字和方位，心里也没底，一路边走边问。打听了两三回，跑了不少冤枉路，最后，地方总算是让我找到了，但是他们都不在那里。说是回老家去了。

这一下我泄气了。我本来早应该想到这一点。寒假里面他们怎么会住在学校呢？他们的老家到底在哪里，我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就算搞清楚了，难道我真的跑那么远去他们家？我是他们的什么人？去做什么？

11

当然不舒服。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写了几首“诗”，表达那种难以释怀的情绪。旧体诗，五言和七言的，大概只有按湖南话读才压韵。我当时学写旧体诗，只认旧体诗是诗。新诗，那算什么玩意儿？有一首最后一句我记得是这样：“可否单车送一程”。心里想的意思是，那次你走的时候，要是我能够像成老师那样，骑单车送你一段路，我们说一说话，那多好啊。

单车两个字太现实，太俗。单车是南方说法，按普通话，那玩意儿应该荒唐地叫做自行车——你什么看见它自行过？但我又不愿意用别的虚假的字代替，破坏这种宝贵的真实性。后来想起，王维有一句“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你看唐朝人就说单车了，我这两个字其实是很古雅的，简直是大有来头。我哪管这单车不是那单车。

我们的小学是解放前的一座祠堂，教室也好，老师住的地方也好，都是一些很不规整的房间。那个寒假我一个人住在那座老祠堂门楼旁边的阁楼上。木楼板，一踩上去就喀喀的响，下面灰尘乱掉。阁楼楼顶很低，屋顶上盖的是当地常见的小青瓦，不设垫层，有缝，刮风的时候呜呜的叫，下雪的时候雪子一粒粒往屋里蹦，倒也有些意思。夜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雪落在青瓦上一片细微的沙沙响声，感到世界安静到了极点。如果再添两声远远的狗叫的话，那就简直是真的有点诗意了。冬夜显然怀着某种阴谋，一心要把我培养成辗展难眠的感伤派诗人。

有一天，我记得是下午，我一个人在楼上书桌前坐着，一点也不知道伍老师进房间来了。当时，我那几篇想念女教师的所谓的诗，跟别的一些写满钢笔字的八开的新闻纸一起——都是我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用新闻纸写字——随便摊在桌子上。本来，只要有人上楼，木楼梯就会吱吱呀呀的响，我也就有时间把不该让别人看见的东西收起来。那一次伍老师大约是轻手轻脚走上来的，或者我正在看着窗外发呆，当然也完全可能是在沉思默想苦吟诗句，根本没有听周围的响动。等我看见他，想收起那些东西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一进来就抓起那些纸看。我的耳朵一下子就热了。该死的！诗的题目写了那位女老师的真名！而且是去掉姓的名字，爱称。  

他也脸红了，说不定红得比我还快，我之所以脸红倒是因为他脸红在先。

不用说那时候两个人都非常难堪。

他胡乱说了几句话就下楼去了。


12

我生怕他把这件事传扬开去。我知道人家一定会添油加醋地作一些非常生动的注解。而实际情况是，我跟那位女老师之间半点什么都没有，连那位女老师本人一直到现在都根本不知道我有过这一类的荒唐心思。我特别害怕的是闲言碎语最后会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让她难做人。

让我感激的是，我相信，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的人。至少我不知道他跟谁讲过。我有一个表叔，年龄只比我大几岁，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跟我无话不讲，不管是怎么隐秘的事情。他就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件事情。如果他听到什么风声的话，一定会来找我核实，而如果有什么传言，他一定会听到的。他是一个成天东游西荡，数一爱管闲事的人。

当然后来我也就不再惦记着那个女老师了。她毕竟是有夫之妇。这纯粹只是一个笑话，一厢情愿，可笑之至。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算什么，我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很自然地对她有了一种亲近感，一种友谊，如此而已。

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女老师，以后应该也见不到了。她当然也永远不会知道我的心思。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现在这时代找个人容易，估计她还在某个学校里当老师。当然也不一定，也可能调到哪个乡镇当干部去了。就算她调到县里市里，要找到她也不难。问题只是，还有这个必要吗？找到了又怎么样？

我只祝愿她一切都好。

雪戈尔

欣赏佳作！同祝福这些老师们一切都好！

子抗

谢雪戈尔，文章还没贴完，我继续。

子抗

13
本来是要讲伍老师的，又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还扯了这么久。

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伍老师。

关于伍老师，我特别记得的是两件事。

一是1976年，T-A-M 事件之后不久，算起来我那时还小。有一天，我不打招呼就推开他房门进去玩（我经常这样）。他一把把我扯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房里还有另外一个年轻老师。桌子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一些粉笔字。他问我懂不懂小黑板上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懂。我当时确实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他就不管我了，自己对着黑板念起来，声音不大，但是很抑扬顿挫的样子。然后他警告我，这件事不能讲出去。“讲出去要砍脑壳的！”，他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吓唬我。

我后来才明白那是地下流传的四五运动诗词，也就是“T-A-M诗抄”。地下传播这种所谓反革命文章，“性质”绝对严重。死刑应该还不至于——也难讲，坐几年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有一次我回去，晚上，伍老师喝得醉醺醺的闯到我家来了，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宣布：

“户口要取消了！以后农村人和城市人没有区别了！平等了！民办老师跟国家老师一样了！”

他满面红光。他真是很高兴。那大概是我见过的他最高兴的一天。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又一次没有根据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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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以后，我星期六一般都回家去，跟伍老师接触也比以前多了。在一起也无非是喝酒聊天，谈附近地方新近发生的事。当然也少不了相对背诵《增广贤文》的句子，来印证彼此对于人生社会的感受。这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记。

有一次，伍老师，成老师，还有一个谁，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当时街上流传《烧饼歌》和《推背图》，他们都还没有见过这两篇预言，就要我介绍。我也记不得那么多，随便讲了一点。那时我已经变得有点喜欢讲话了，也不那么害怕成老师了。大家都听得很有兴味。听到我说天下最后属于一个姓成的人，因为《烧饼歌》最后说“文武全才一戊丁，创立新君修旧京”，戊丁者，成也，成老师兴趣陡增，一定要我把那本书带回去，再三保证他抄录完之后，一定“完璧归赵”，并且对我关于这篇预言很可能民国以后改写过的结论表示极端的怀疑。

我后来把《烧饼歌》和《推背图》带回去给成老师看了。我相信他会把这个预言告诉他的儿子，并且希望他儿子继续向下一代流传。成老师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写一笔出色的美术字，手书流利优美，博古通今，样样事情都懂，连单车都修得特别好，简直是诸葛亮一流的人物。成老师年轻的时候应该是有大志的，只可惜出身不好，最后官至小学校长而止。

伍老师大约也看了这两篇预言。不过他对这类事情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他决不是一个自己想得天下或者指望后代能得天下的人。
他家里的日子不太好过。妻子有病。有两个孩子。父母亲都还健在，也要赡养。家里就靠他这点工资才有一点现钱。湖南农村小学民办教师，你知道他们的工资是多少吗？我当然知道，但我不想讲。

再说伍老师，他又要顾学校，又要顾家里，又要管田里的事，又要管菜园的事，拖着疲倦的身体劳作着。他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咳得很厉害。有时候我想，他可能不教书日子更好过些。当然也不一定。做民办老师辛苦，但也不见得比纯粹的农民更辛苦些。

后来他在茶厂前面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经济情况应该是好多了，精神也好多了，不过就更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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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后来，伍老师越爱喝酒，喝了酒越爱讲话，对《增广贤文》越来越深信不疑，越来越相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没有意思，这一类的结论。弄到后来人家都不敢请他喝酒了。

听我妈说，有一次伍老师又在外面喝了酒，单车也骑不稳了，就把单车交给路上遇到的一个什么人，说：“麻烦你帮我骑回去。我家住在茶厂边上”。然后一挥手把那个人送走了，自己在路边上的草里面睡了一觉。事后他也不记得那个人是谁了。单车后来自然是杳如黄鹤，这个故事也成了经典笑话。

世界上也真难得见到这么荒唐的人了。

酒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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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了广东，我母亲不久也退休了，离开了那个学校，我也就很少去我们的小学校了。

我最后一次见伍老师是97年初。我回老家去，那一次专门去学校看了看。他们正在上课，我就在石老师家跟石桂支书聊天。下课了，伍老师从教室那边走过来，我迎上去。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接过我递过去的烟。我们站在地坪中间抽着烟聊了几句。然后铃响了，他又上课去了。
他看起来老了很多。

算起来，几个月之后他就谢世了。

唉，人生在世，真的像电光火石。亮一下，就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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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老师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就是人们喜欢叫做老三届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没有教过我的课。我想像他上课一定喜欢闲扯。这样的老师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小学反正就那点东西，让孩子们多懂一些别的，并不是什么坏事。

伍老师嗜酒，这是事实，这不需要我来为他辩解。这其实倒是很有点魏晋风度。 嵇康、阮籍、刘伶，哪一个不嗜酒？他爱喝酒，那是事实，那只是他的个性，损害的只是他自己的身体。也许就只是一种嗜好，同时，也许是消沉，也许是遁世，也许是愤懑，也许是不平。都有可能。或者可能都是。

他有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长成大人了。大的现在在家务农，小的接他的班当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大的本分踏实，小的倒是个机灵鬼。这样安排，倒也恰如其分。有一次，那是我们学校的老祠堂还没有拆的时候，我在屋里，听见外面有人吹笛子，吹的是《编花蓝》，吹得还真不错。出去一看，见四五个小孩在菜园那边掐菜花玩，吹笛子的是伍老师的小儿子。我有意在这班小家伙面前卖弄一番，就拿过他那支小笛子吹起来，结果是吹不成调。笛子实在太小，小得不好抓手，再说我也好久没吹过笛子了。孩子们都笑起来。我回到屋里，自觉好笑。过一阵，又听见外面响起《编花篮》欢快的调子了。

喜欢玩乐器，这一点，看来他像他父亲。只不知道伍老师的其他一些特长他们两个继承下来没有。

愿伍卓华老师安息。



1999年11月12日星期五晨原稿写毕
2015年清明节后修改

子抗

附 记

今年（2015）清明节前这几天回湘潭，又见到了《记伍老师》这篇文章里提到的那位女教师和她爱人。爱人这个称呼，对于我女儿这一辈的年轻人来说，听起来有点怪，不过我觉得还是这么称呼比较好，因为这两位老师他们自己还是习惯这么说。

三十年没见面了，现在欢聚一堂，当然都很高兴，自然也谈起了当年那些老师和那座已经不存在的老祠堂学校。这就引起了我的所谓怀旧情绪。节后这些天我找出《记伍老师》这篇旧文，重新读了一下，顺便做了一些修改。实际上改动的地方还不少。订正了一些故实，添加了一些细节，也增删了其它一些内容。因为全文增长，我把文章分了节。

这篇文章（现在只能说文章的初稿了）是伍老师去世将近两年之后的1999年底写的。当时我认识的那些老师里面还只有他去世了，不免有些感慨，同时也勾起我自己的一点纯粹个人的记忆，所以就敲出了这篇文章。这不是小说，没有想过要寄到哪里去发表。当时也没打算拿给谁看。所以写得很随意，袒露心迹，开点玩笑，都很自然，没有什么顾忌。我也不担心损害伍老师的形象。老师也是凡人，他们跟别的人一样复杂多面，像伍老师这样的老师他们身上还有沉重的生活负担。何况伍老师是一个有魏晋风度的人。当年曹操经过故人的坟前，说这位老朋友生前最爱学驴叫，就命众人各学几声驴叫，算是怀念故友。何等潇洒自在！这种古人风范，伍老师会懂我的。

现在准备把这篇文章拿出来给别人看了，某些段落删还是不删，也犹豫好久。最后决定不删，实际上还作了不少增补。以前的某种心结，不讲出来固然可能是对的，讲出来我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讲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也不打算有什么用。只是对我自己来说，讲出来可能会舒服一点，对别人来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反正也都这个年纪了。都是过来人。哪个没有年轻过呢？应该也还是都能够理解，能够原谅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记伍老师。作为教师，我觉得伍老师这个人并不典型，比如嗜酒这一点，老师里面我也就只见过他这一个。关于他的喝酒，我在正文里面评说了几句，这里不重复。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民办老师，是乡村教师这个广大群体中间最普通的一个。我母亲，我们家好多亲戚，舅舅姑姑堂姐表妹，还有几个小时候的女同学，都属于这个群体。我没有为这个群体写过什么——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写文章的人。这一次，我就好像随机抽签一样，临时推举伍老师这么一个最普通的民办老师当一次这个群体的非典型性代表，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所以这次我给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献给我亲爱的民办教师们”。前几天北岛主办的《今天》网刊刊载出这篇文章（1999年版本）时，编辑把这个副标题调换成了主标题。我觉得这样调换一下挺好。

一般人想起老师来，大概都只记得老师的严厉，敬而不爱，怕之远之，没有什么亲和爱可言。我有点不同。我母亲是农村老师，我是在几所农村小学里长大的，学校就是家。当时一个农村小学七八个老师，不管结了婚没结婚，都住在学校。农村小学这种既是一个单位又像一个大家庭的特殊环境，让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搅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种菜，一起吃饭，一起玩。更多像一个大家庭。前前后后跟我同过校的老师大概有二三十个，对我来说他们并不是什么严厉的老师，而更像是一起生活过的家人。就算我后来参加工作了，我说回家去的意思就是回我母亲的学校去。每次我一回去，老师们总是亲亲热热叫我名字不带姓的。当然哪，在他们看来，我始终总是某个老师家里的小孩子。真的，他们其实就是我的家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同一个学校的那些老师，他们是一群无忧无虑快活的年轻人。当时年纪最大的一个，校长，大概也就只有三十几不到四十岁。实际上跟社会上其它青年群体是一回事。男老师也会捉弄女老师，女老师也会装模作样，大惊小怪，口里假骂心里真喜欢。不同的是，我觉得与城市里那些文化青年群体（比如我自己所在的设计院）相比，这些乡村文化青年们生命更鲜活，性情更淳朴和本真。他们既有现代文化知识，他们身上又保留了乡村社会传统中最优良的一面，质朴谦和，温文有礼。他们在农村有社会地位，受人敬重，他们确实是乡村里的纲领性人物。

不过，你不要想错了，以为他们一些迂腐的秀才，或者是什么板起面孔的圣贤。他们开起玩笑来那是绝对不含糊。他们是些机智的有才气的家伙！有些男老师特别喜欢讲笑话，讲的笑话笑得人肚子痛，一个人回想起来还想笑。他们讲的色情笑话既隐晦又露骨，下流到了极点，但是小孩子一点都听不懂——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做什么事都有水平。女老师听懂了假装听不懂，忍着不笑，实在忍不住了才弯着腰哈哈大笑。正在喝茶的，一口茶就喷出来了。

他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年轻男女老师一起走上十里路去看露天电影，是常有的事。至于是不是顺路也谈谈恋爱，我那时候小，没有注意，估计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年轻女老师唱歌，弹风琴，排节目演戏，简直就是一些文艺女青年。年轻男老师不务正业吊儿郎当，吹笛子、拉二胡、捉泥鳅、抓鳝鱼、打麻雀，什么鬼名堂都搞尽了。

年龄越大，我参与他们的活动就越多，最后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了朋友。有一次一位青年男老师不避讳地在我面前和另外一位哥们谈起他的感情烦恼。我记得这位老师当时是爱上了我的一个堂姐。我堂姐也是民办老师，她只比我大几岁，十六七岁就当老师了。她是我们家族里长得最好的一个姑娘，大概每个小男孩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好看的姐姐。可惜她很早就得白血病去世了——而且很巧，正好就是轰动一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让大家知道还有这么一种怪病之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我很怀念她。这个清明节我还去她坟上上了一柱香。

至于有些年轻老师本来就是我成年之后认识的，大家年龄本来就差不多，还有些老师干脆就是我的同学，有一些比我还小，这些老师对我来说完全就是平等的朋友，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老师。当然，我始终敬重他们，他们毕竟是我母亲的同事。

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农村老师们的可亲可爱，更多于可敬。他们是一些淳朴善良的好人。他们是我童年和少年记忆主要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我青春记忆中重要的一页。我每次一想起这些男女老师们，想起以前那些事，一种熟识、亲近、温情的感觉就悄然而生，好像时光倒流，回到了过去，我的脸上大概自然就会微笑起来。

当然，我始终只是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乡村教师这个群体，我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教育系统当然不是世外桃源。职称、待遇、进修和升迁机会、职位，所有这些一样会困扰他们。如果体制不合理，肯定就会有很多不公正，这个系统也就跟任何一个别的系统一样，一切有可能颠倒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最好的老师可能永远在最底下——至少，这是很有可能的。不说别的吧，民办教师，这四个字，就成为了很多优秀教师身上的烙印。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随机选择伍老师这个永远在最基层的民办老师来作为乡村教师的代表，也许恰好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文章中关于女教师的部分比重不小。有朋友读了，笑问我，你这文章到底是记伍老师呢，还是记女老师呢？好吧，我承认，是有点走题了，说是借题发挥也可以，可能还确实有点过头了。不过我怀念伍老师也是实情。再说这篇文章是献给所有乡村教师的。 她也是乡村教师，我写写她为什么就不行呢？就算是我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来作这个群体的形象代言人吧。典不典型那就不知道了。至于我当时的某种心结，那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认识当事人的人，就当作小说来读吧。

人有那样一种情感：不是爱情，没有那么强烈；也不是哥们好友之间的友谊，没那么亲密放达不拘形迹；也不像同学战友之间那么熟悉和拥有共同的归属感；也不是自家亲人之间这种密切到伸手可及的关系；也不是工作关系、同事关系；当然更不是利益关系。这种情感淡、温和，但是持久，终其一生不会断绝，并不希求而且本质上也不需要希求什么结果，微甜中带点忧伤，惆怅，但感觉上却又很舒适……就是这样一种情感，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对应，也许可以叫做……眷念？或者就像她——那位女教师——前几天发来的微信里说的，一种牵挂。想起有些人有些事真的眼睛都会潮湿，但是我脸上却总是带着微笑的。

老师们，你们都好吧？

2015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