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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叶赛宁笔下的“月”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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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8 21:1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作者
苑逸豪



  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叶赛宁笔下的一些诗歌中“月”(月亮,月光)意象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叶赛宁。笔者认同高尔基的观点,认为叶赛宁是为诗歌而生,他笔下的“月”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是“故乡——乡村”的象征,是时光流逝的见证,是爱的载体,是他的理想的寄托。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岁月里,他的笔下出现相当多的“月”(月亮,月光)意象,并和前期的象征意义有所不同。作为一个以诗歌为生命的真正的诗人,当他不能为乡村而唱,当他“不再年轻”,当他的理想破灭,他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死亡。

  关键词:月 叶赛宁 象征 故乡——乡村 爱 时光 理想

  小引:无疑,在俄罗斯民族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笔下,“月亮”“月光”是相当重要的意象。通过对叶赛宁部分诗歌进行量的分析后,发现他用了相当多的“月亮”,“月光”作为诗歌感情传达的载体。虽然不能说他像我国的李白那样对月情有独钟,几乎可以说月是李白的专有意象,但笔者愿意以“月”(月亮,月光)作为突破口来解读叶赛宁,并希望能通过对该意象的分析从新的角度达到理解诗人,理解诗人之死的目的。

  笔者以为,“月”(月亮,月光)在叶诗中出现最多的象征意义是故乡——乡村。叶赛宁首先用它来表达乡村的宁静美好:“月光朗朗,照亮了/我家的屋顶”(夜幕降临,荨麻上1910),“皎洁的明月流洒下清波,/周围一切都耀着银光”(夜 1911-1912),是因为有了“月”乡村才这般美好。“山坡上,一株白桦,蜡烛般/笼着银色的月光”(夜色黑沉沉,我难以入眠 1911),在叶赛宁早期的诗歌中,“白桦”是一个非常常见,非常重要的意象,是高洁纯净的象征。而“白桦”是笼罩在“月光”中的,是“乡村”中的“白桦”才如此高洁。在“弯钩似的皎洁的明月/已越过禾架和烘房”(傍晚 1915)中,叶赛宁更是将明月与乡村熟悉的景物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诚然,在叶赛宁第二阶段的创作中,在为革命高呼的同时,他笔下出现的“月”(月亮,月光)很少是故乡——乡村的象征,如“明天黎明他就要驰奔,/把月亮帽儿搁进丛林”(噢,我的好性子的妈妈!1917)中,这里的月亮意象就显示出作者对革命的欢迎和告别以前的自己的渴望。而在他创作的第三阶段,即从迷茫到清醒的过程中,叶笔下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月”(月亮,月光)意象却再一次显示了诗人对乡村的迷恋和向往,以及想摆脱颓废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渴望。“我今天多么想要/窗外的月亮……”(一个无赖的自白 1920),月亮又成了故乡——乡村的象征。“在夜静更深时,月光明亮,/照耀着……天知道怎么回事!/我竟会低着头转入小巷,/走入一家熟悉的小馆子”(不错,现在决定了。我既然 1922)更能看出诗人背弃故乡——乡村时那心灵的痛苦。1923年,叶赛宁欧美五国之旅回国后,投入了爱情的怀抱,创作了七首爱情诗,“月”(月亮,月光)意象出现了一次:“在人间,它们已荡然无存。/明月在常见的乡村坟场/把清辉投射到十字架上,/好让我们也去那里造访”(亲爱的,让我们并肩坐下 1923),笔者以为沐浴在爱情之河中的叶赛宁将自己最后的“归宿”认定在明月朗照下的“乡村坟场”,一方面显示出其浓厚的乡村情结,另一方面此处“明月”意象的使用,也说明那心灵中的乡村是和明月紧密相联的。颓废归来的叶赛宁无疑对俄罗斯的贫困,对钢铁入侵乡村有了新的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故乡——乡村的热爱。恰恰相反,笔者以为正是这种对“入侵”的认可,使诗人更为怀念故乡——乡村,更为怀念那故乡——乡村的象征——“月”(月亮,月光),并给自己笔下的“月”涂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彩。1924—1925年,叶笔下大量出现“月”(月亮,月光)意象,次数之多,几乎是以前十几年的总和。“惟有麻圃和蓝色水塘上/那一轮满月将往事追忆”(金色的丛林好意的劝说 1924),在诗人创作的最后阶段,叶赛宁在这场城市和乡村的“战争”中,已经将故乡——乡村的逝去看成不可避免,这可以从“我接受一切/一切我全接受”(苏维埃俄罗斯 1924)中看出来,但他仍说:“那一轮满月将往事追忆”,他是将对乡村的热爱放到了深层的记忆中。创作于1924-1925年的《波斯抒情》(组诗),论者普遍认为该组诗虽名曰“波斯抒情”,但叶赛宁其实一直在抒写自己的家乡——俄罗斯梁赞省,因为他从未到过波斯。在这组诗中,叶赛宁大量运用了“月”(月亮,月光)意象。“讲那月光下裸麦的波浪”,“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方,! /那里的月亮要大一百倍”,“月光下裸麦的滚滚波浪/你可以从我的鬈发想象”(莎嘉奈,你啊,我的莎嘉奈 1924),诗人似乎一写到故乡——乡村就想到那月光的笼罩,甚至以为“那里的月亮要大一百倍”,叶赛宁心中的乡村、月亮其实是不可分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心头萦绕着手风琴声,/我听见月光下狗的吠叫”(我从未到过博斯普鲁斯 1925),叶赛宁不喜欢钢琴乐,对像贝多芬这样的大音乐家都曾表现出不屑,但他对自己家乡的手风琴却情有独钟,手风琴也是叶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我准备着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进,/向十月和五月交出整个的心,/只是不交出我心爱的弦琴”(苏维埃俄罗斯 1924)。诗人将那手风琴声和“月光下狗的吠叫”放在一起歌吟,共同建构对故乡——乡村赞美的大厦,它们都是故乡——乡村的象征。“设拉子笼罩着一片月光,/蝴蝶般的星群满天闪烁”(番红花的国度夕辉荡漾 1925),“温柔得如同萨迪的情歌,/突然间满眼都是月色”(蓝莹莹的晴空万里无云 1925),“月亮流泻着清冷的金光,/夹竹桃,紫罗兰洋溢着芳香”,“在金色的月光下游玩,亲吻,/若是你想要向死人致意,/那也别用这种梦搅扰活人”(月亮流泻着清冷的金光 1925),“映照着霍拉桑的花园和围墙,/为什么月亮如此的朦胧”,“为什么月亮照耀得如此忧伤?/在丛林中我询问过花朵”,“她说:‘那个俄国人绝不会发觉……/心要歌,歌要生命和肉体……/因此月亮的光辉才这样朦胧,/因此它才会苍白而忧郁。’”(映照着霍拉桑的花园和围墙 1925),“月亮将迷人的黄色光辉/洒向林间空地的栗子树”(愚蠢的心儿,不要这样跳 1925),前面说过,叶赛宁从来没有到过波斯,他的《波斯抒情》其实是“梁赞抒情”,而如此多的“月”(月亮,月光)意象的出现,表达了诗人对乡村——明月的无限热爱与怀念,甚至觉得月光在异国他乡变得“苍白而忧郁”。同样是1925年,除了《波斯抒情》,在叶赛宁其他的诗中仍有大量的“月”(月亮,月光)意象出现,“远方的村落上,月亮/流洒下一道金光”(安娜?斯涅金娜 1925年1月),月亮仍有浓厚的故乡——乡村象征意义。《歌》这首诗是叶赛宁在最后的一年里最喜爱的一首,他把它谱成高加索流行曲,常常吟唱,其中两句是:“窗外,手风琴声声萦回,月光如水,/但我知道,爱人永不再与我相会”,笔者以为这里的“爱人”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故乡——乡村”,诗人曾说“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它(钢铁的客人——笔者注)将用黑色的手掌收集/这一片撒满朝霞的燕麦”(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1919),如今,这窗外的手风琴声,这如水的月光,无不勾起诗人那对乡村的回忆,虽然说的是“爱人永不再与我相会”,但那美丽的乡村不也是不再与诗人“相会”了么!那美丽的故乡——乡村,那用来歌吟的诗歌,才是诗人最爱之切的。

  “月”(月亮,月光)这个意象虽然多数被叶赛宁用来作为故乡——乡村的象征,但这个意象本身毕竟是复杂的,在叶诗中,“月”(月亮,月光)还有其他的象征意义。“这时它觉得屋顶的月亮 / 活像它亲生的一只小狗”,“秀丽的明月却悄悄隐藏,/隐入田野上的一座山丘”(狗之歌 1915),明月此时仿佛有了生命和感情,它是母爱的象征。而“是否你枝叶的发辫/渴求着如梳的月光”,“月亮铺展开了暗影,/草木更洋溢着绿意,/他张开双臂拥抱我,/抱着我裸露的双膝”(云堆雾拥般的绿发 1918)中的“月光”、“月亮”更是爱情的象征了。“啊,月光如此明净,/让人想跃入波浪”(大海在轻轻絮语 1925),“让我和你一起叫几声吧,/在静寂的夜里,在月光下”(给卡察洛夫的狗 1925),“月光是这般的颀长而神秘,/白杨如怨如诉,垂柳在悲泣”(羽毛草在沉睡,原野真可爱 1925),“那时唯愿白昼更短,/任月光把我们沐浴”(亲爱的,我记得,记得 1925),“秋天的明月也同样如此,/那光辉这般宁静而温柔”(我不过是个人世的过客 1925),这里面的“月”(月亮,月光)意象更充满了浓浓的爱意。高尔基听了叶赛宁朗读《狗之歌》后评价诗人是“大自然专门为了写诗,为了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野的哀愁’,为了表达对世间所有动物的爱而创造的一架风琴”。

  “月”(月亮,月光)有时被叶赛宁用来象征生命和时光的流逝。“月亮会照旧地飘荡,飘荡,/在湖里失落了划行的桨“(我已厌倦了故乡的生活 1915-1916),“时间是一架带翅膀的风车,/把一轮明月像钟摆似的/垂在村后那片裸麦地里,/让光阴流逝,像无形的雨”(你在哪儿,在哪儿,我的家园? 1917),“而月亮那板着脸的挂钟,/将冷冷敲过它的十二点”(我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 1919),“夜滚动着月亮,./像甜瓜一样”(二十六人之歌 1924),在那明媚的月亮上,诗人寄托了“我不再年轻”(我并不悔恨、呼号和痛哭 1921)的生命哀伤和时光流逝的无情。

  有时候,“月”(月亮,月光)又象征着理想或者美好的未来。“火红的月亮马驹般/驾驶着我们的雪橇”(田野已收割,树木光裸裸 1917),“月亮浮在平静的水里,/像一只金色的青蛙”(我离开了故乡的家园 1918),“那些骏马也不会用尾巴/把贪饮的月亮摔进山岭……”(心儿苦苦渴慕着云天 1919),这里的“月”的象征意义的使用是昂扬的,是在诗人创作的第二阶段,即十月革命的热情使他无比振奋的时期。然而同样是理想的象征,在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笔下的“月”(月亮,月光)不仅生了病,而且似乎奄奄一息了。“如同黄色的寒鸦,/明月在大地的上空旋转”(来吧,吻我吧,吻我 1925),“惨淡的月色,凄楚的光辉”,“而在这痨病般的月光里,/透过石块和钢铁的建筑,/我已看到了祖国的威力”(惨淡的月色,凄楚的光辉 1925),“啊,就算我错了,/此刻月光如水”,“……月亮消失了,/窗子里透出了蓝色的曙光”(阴森森的人 1925),但叶赛宁对乡村对理想的热爱,却使他在痛苦的认识到“我仍希望看见俄罗斯/摆脱贫困,成为钢铁强国”的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它们患了“痨病”,它们“消失了”,“它在高空里盘旋,/显然已预知了我的死亡”。恰如高尔基所言:“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晚了,或者说实在是太早了。”假如他生活在普希金的时代,他就不用遭受城市与乡村如此强烈的冲突的痛苦,而假如他生活在人类已经意识到乡村的美丽和不可替代的时代,他就可以放开胸怀去歌唱它了。诗人的死,似乎是理想不能再坚持,终于在自己手里破灭之后的不可避免。

参考书目:

  《勃洛克 叶赛宁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郑体武 郑铮译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李毓榛主编

  《叶赛宁研究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岳风麟 顾蕴璞编

  《叶赛宁评传》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吴泽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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