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byronrilke

文 / 申奥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伟大诗人，英国浪漫主义的卓越代表。他那热情奔放的诗歌，曾经震动整个欧洲文坛。他那为弱小民族自由解放献身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当时南欧各国人民反对外族压迫的斗争。今天，他的雕像还站在希腊米苏龙吉的“英雄公园”中央，受到广大群众的崇敬。

　　拜伦生活的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英国巩固。由于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因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城乡不断发生抢粮风潮，工人自发性罢工逐渐增多。1794年，有四十多艘军舰的士兵举行起义。1811至1812年，在兰开夏、约克和诺丁昂等地发生了捣毁机器的高潮。在欧洲大陆，这期间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英国还有爱尔兰独立运动。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件，都推动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展。英国当时的小威廉·庇特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极端仇视法国革命，曾直接参加反法战争；拿破仑失败后，它又勾结“神圣同盟”的俄、普、奥三国，成立四国同盟，妄图在欧洲各国死保君主政体和扑灭革命；在对内政策上，小庇特残酷迫害人民革命运动，许多捣毁机器的工人和起义的士兵被处死，因而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1788年1月22日，拜伦出生在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父是海军大将，曾参加过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战，周游过世界。他的父亲是一个放荡的军官，当他把妻子的财产挥霍完之后，就把她和年幼的拜伦遗弃了。拜伦生来就是跛足的。童年时代他和母亲住在苏格兰，过着拮据的日子。十岁时，他继承了叔祖的爵位和领地，生活才好起来。

　　拜伦先在哈鲁中学读书，后来进了剑桥大学。在中学和大学，他喜欢研究文学和历史，也爱读游记，很早就憧憬着东方。1807年，拜伦的第一部诗集《悠闲的时光》出版了。翌年，权威文艺刊物《爱丁堡评论》上刊登了一篇对这本诗集极端尖刻的评论，劝告拜伦放弃诗歌，更好地利用他的天赋与余暇。为了回答这批评，拜伦在1809年发表了讽刺诗《苏格兰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攻击以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和苏赛为代表的“湖畔诗派”。这个诗派向往中古的生活方式，力图恢复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秩序，他们歌颂统治阶级和教会。与这个诗派相反，拜伦坚持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贯穿着对反动势力的不调和的斗争。

　　1809年，拜伦出发到东方旅行，先后访问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1811年，诗人回国。翌年发表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两章。在这部诗作中，他不但描写了大自然的旎旖秀丽景色，各地的风土人情，还颂赞了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欧洲各国人民。他歌颂手拿武器反抗拿破仑侵略的西班牙英雄们。当时希腊还处在土耳其奴役之下，拜伦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古代希腊人民热爱自由、击败波斯侵略者、维护民族独立的光辉形象，用来鼓舞当时的希腊人民的斗志，号召他们起来斗争，粉碎套在身上的奴隶的枷锁。诗人还表示了对英国对外政策的轻蔑与不满。他嘲笑英国当局所宣称的在塔拉威拉的“胜利”，在那里英国损失了五千人，而没有给法国人丝毫损失。这部长诗充满了爱国主义与反压迫的感情，在浪漫主义文学中首次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它的内容新颖，辞藻华丽，格律严谨，首韵和谐，因而发表后拜伦立刻名噪一时，甚至反动的批评家也不敢否认拜伦的才华了。

　　拜伦在抨击外国暴政的同时，还注意到英国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1809年，他承袭了在贵族院的议席。1812年，他在议会中发表了第一次演说，为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纺织工人辩护。他强烈谴责英国政府迫害工人的反动政策，指责议员们投票赞成和法国打仗，指出只要用这笔战费的十分之一便足够救济工人们了。但议员老爷们却想用监禁与绞刑把工人们镇压下去。为此，拜伦写了一首著名的讽刺诗《“制压捣毁机器法案”制订者颂》。他愤怒地质问道：

　　“在这哀鸿遍野、到处一片呻吟的时候，为什么人命不值一双袜子，而捣毁机器竟至骨折身亡？”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反映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杰作。直到现在，在通行的拜伦诗集中均不载这首诗，可见它是怎样为英美资产阶级所憎恨了。

　　以后拜伦又在议会发表了两次演说。但不久他就明白，议会不过是掩饰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暴力统治的遮羞布，它是不会为人民做一点好事的。他决意和它分道扬镳了。

　　从1813年到1816年，拜伦写了名为《东方故事》的六部诗集：《异教徒》(1813)、《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娜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6)、《巴西里纳》(1816)。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已表现了拜伦世界观的矛盾。拜伦写作《东方故事》的年代，正是英国国内外反动势力猖狂的时期。诗人憎恶当时的社会制度，憎恶政治的腐败和宗教的伪善，蔑视上层社会的腐朽寄生生活。他热爱自由，热爱人民。但由于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也承袭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些东西，如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等。他看不清社会发展的远景，又与人民群众缺少联系，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因此，在他的这些诗篇中宣扬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在上述六部作品中出现的所谓拜伦式的英雄都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具有昂扬的热情，坚决反抗黑暗的现实，追求自由解放，宁死不屈；另一方面又大都是孤僻高傲，落落寡合，具有严重的利己主义。拜伦诗中的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来源于当时席卷欧洲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但是当革命运动的暂时失败和反动派的一时嚣张，又促成了拜伦的怀疑、悲哀、消沉和厌世情绪。

　　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同样反映在拜伦的著名诗篇《普罗米修士》(1816)中。这首诗号召人们反抗压迫与专制，高度赞扬了争取自由的英雄。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士热情、正直、富于反抗精神。他坚定勇敢，不屈不挠地与压迫人类的以宙斯为代表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他和拜伦式的英雄相仿，是悲惨的孤独者，以一己承当全世界的苦难，充满了个人主义的情调。别林斯基曾对拜伦式的英雄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对一般事物都愤慨激昂而在自己骄傲反抗的时候只依靠自己的人的性格。”他还指出在拜伦诗中“有对英国现实的断然否定；但是同时不能不看出拜伦是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英国勋爵，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1815年拜伦结了婚，可是婚后发现他的妻子是一个虚伪、偏见很深的女子，所以婚后一年就离了婚。由于拜伦对英国的政府、教会和御用文人持谴责态度，上层社会就利用这次离婚事件对他大肆攻击。报纸连篇累牍地造谣毁谤，出版了许多咒骂污蔑他的书籍。他们还收买流氓在大庭广众中侮辱拜伦，向他的窗户扔石头，最后连上街也危险了。于是他被迫在1816年4月离开英国，从此再没有回来。

　　拜伦出国后，先游览了滑铁卢，然后到瑞士去停留了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日内瓦附近度过。在这里，他遇见了雪莱，从此，这两个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年秋天，拜伦来到了意大利，先后侨居在米兰、威尼斯、罗马、比萨、热那亚等地。当时意大利还在奥国占领之下，爱国志士组织了烧炭党，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诗人很快就参加了烧炭党，并且成为一个分区的领袖。他以金钱和武器供给革命者。当时，占领当局宣布：谁家发现武器都要处以极刑。拜伦便利用他英国贵族院议员的身份，把革命者的全部武器藏在自己家里。他的书橱与抽屉里还装满了革命宣言和传单。奥国当局把他视为眼中钉，检查他的书信，禁止他的著作在意大利和奥国统治区发行，还煽动坏人暗杀他。但拜伦毫不畏惧，他每天照样沉静地骑马外出。他在给友人慕雷的信中表现了对奥国当局的极大蔑视：“假如他们打开我的信，他们是否能读得懂；如果能懂，那么在我最清楚的笔迹中，他们将看到，我认为他们是最恶的流氓和野蛮人，而他们的皇帝是一个傻瓜。”

　　意大利的美丽风光和异国情调，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大大激发了拜伦的诗兴，使他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创作时期。

　　在瑞士和意大利，拜伦先后写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四两章。第三章是记述从滑铁卢沿莱茵河到瑞士的一段经历。这时因为欧洲革命运动转入低潮和反动派的猖獗一时，拜伦心情沉重，因此在第三章中创造出的是一个忧郁的漂泊者形象。这个人放浪形骸，纵情山水之间，企图寻找一个世外桃源，以逃脱浑浊的人世，求得灵魂的安宁。但在第四章中，意大利人民火热的革命斗争，大大振奋了他的革命精神，驱除了他的一切悲观厌世情绪。诗人欣赏着意大利醉人的海景山色，缅怀古代罗马创造的辉煌业绩，又眼看人民在奥国占领下的痛苦生活，他不禁热血沸腾，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篇，大声疾呼，号召人民以伟大的过去为榜样，起来进行斗争，驱逐外国侵略者。尽管当时革命遭受挫折，欧洲上空黑云滚滚，但他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自由终将到来。他歌唱道：

　　“自由！你的旗帜虽然已被撕破，

　　但仍在大雷雨中迎风飘扬，

　　你的号角声虽然已经破碎而逐渐微弱，

　　但它仍超过暴风雨的最高声浪。

　　你树上的花朵已经散落，而且树皮

　　被斧子砍伤，看起来粗糙，不值一文，

　　但树液仍然存留着——而且我们看见那种子

　　深深种植着，甚至种在北方的胸膛里；

　　将带来一个美好的果实甘美的春天。”

　　这一时期拜伦还写了长诗《锡龙的囚徒》(1816)、诗剧《曼夫雷德》(1817)、历史悲剧《马利诺·法里埃罗》(1820)以及哲学诗剧《该隐》(1821)等。

　　《锡龙的囚徒》歌颂了十六世纪时期瑞士的爱国志士庞尼瓦。他为了推翻封建反动统治，建立共和政体，曾被囚禁在锡龙古堡达六年之久。他被一条很短的使他不能卧倒的锁链拴着，他因在地牢中走来走去，以致在石板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诗人在《锡龙十四行》中写下了“呵，自由，你在地牢中无比灿烂”的名句。

　　《曼夫雷德》是一部诗体悲剧，剧中的主人公曼夫雷德，由于憎恶封建制度和宗教，对人生和人类都感到失望和厌倦。他离群索居，过着高傲孤寂的生活，但是他又嫉恶如仇，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甚至对宇宙最高的统治者阿利曼也表示了蔑视和鄙视。在临死前，他把那些恶魔从他面前赶走。这是诗人对现实中不公正生活的悲愤抗议。

　　《马利诺·法里埃罗》是一部充满现实政治内容的历史悲剧，剧中的主人公是十四世纪的威尼斯总督法里埃罗，他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领导一个秘密组织去反抗贵族寡头集团，最后被判死刑。这部悲剧是以古喻今，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运动。

　　哲学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故事。在这部作品中诗人揭露了教会的黑暗专制，反映了人类和神的斗争，它包含了无神论的见解，反对人们屈从于神权和命运，还勇敢地指出上帝就是世界上恶的根源。这部诗剧出版后，马上受到教会的攻击，英国政府甚至拒绝保护其著作权。

　　在拜伦的晚期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倾向更加增强了。1822年出版的长诗《审判的幻景》一向被认为是讽刺诗的典范。当时正值英王乔治第三逝世，湖畔派诗人苏赛写了一首谄媚的长诗《审判的幻景》，叙说乔治第三的灵魂升入天堂。拜伦便写了这首同名的长篇讽刺诗，诗中叙说天使们同意让乔治的灵魂升天，魔鬼们却要求把他打入地狱。“桂冠诗人”苏赛被召来参加这场争论，他大声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审判的幻景》，念了那么久，以致天使们和魔鬼们都受不了，他们全跑掉了，乔治就在混乱中偷偷进了天堂，而圣徒彼得却举起钥匙把苏赛打落在湖中。诗人在这里无情地嘲笑了苏赛和他所歌功颂德的反动派。后来苏赛竟堕落成为告密者，要求英国政府禁止发行拜伦的著作。

　　1822年神圣同盟在味罗纳召开了君主会议，决定全面镇压欧洲人民革命运动。1823年拜伦写了《青铜世纪》一诗，猛烈抨击神圣同盟，并揭露了这次会议的反人民反革命本质。他这样讥笑神圣同盟：

　　“一个尘世的三位一体！它披着上天的外形，如同猿猴模仿人类一般，一种虔诚的联合！只有一个目的——融化成三个傻瓜对付一个拿破仑。”

　　在这首讽刺诗中，诗人还揭露英国是一个残酷剥削人民的国家，地主阶级因对拿破仑的作战大发横财，人民却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和困苦。他指出地主们的一切目的是为了“租金”，为了使“谷价上涨”。他们“把同胞送去作战”，他们在议会投票赞成“将人民的血汗和眼泪所积累的资金成百万地花掉”，都是“为了租金”！他们“认为和平是场瘟疫”，这是对贪婪的地主阶级何等深刻的揭露。

　　拜伦对拿破仑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先后写过《拿破仑颂》、《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有感》、《拿破仑告别辞》、《译自法文的颂诗》等诗篇。在最初，他把拿破仑当成英雄加以颂扬，对他的失败颇为惋惜。后来他觉悟到拿破仑和其他暴君一样，凡是压迫人民的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对他进行了谴责。但拜伦对法国革命一贯热情支持，寄以很大希望。他认为拿破仑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欧洲革命的终结。他警告神圣同盟不要高兴得太早，一个新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

　　宏伟广博的诗体小说《唐·璜》(1819—1824)是拜伦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成就。在这部长诗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诗篇中的主人公唐·璜是一个西班牙贵族青年，他因爱情事件逃离西班牙，在希腊一岛上因沉船而和海盗的女儿恋爱，然后又在君士坦丁堡的奴隶市场被卖到苏丹后宫，逃出后参加了沙俄对伊兹密尔的袭击，后来成为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的宠臣，被派出使英国，故事在一连串的阴谋事件中结束。

　　这是一部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展开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部辛辣的政治讽刺诗。它广泛评论了欧洲的时弊，戳穿了所谓文明社会的脓疮。通过唐·璜之口，诗人满腔愤怒地揭露了欧洲各国政府的专制、残暴、无能，议会民主的欺骗性和上流社会的虚伪。他用轻蔑的口吻称呼英国女王为“我们自己的半贞洁的伊丽莎白”。他称滑铁卢之役的英军统帅威灵顿(Wellington)为“恶棍顿”(Villianton)。他还控诉了神圣同盟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揭露它所策划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及其为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义愤填膺地怒骂神圣同盟的君主们：

　　“把那个秃头的恶汉亚历山大囚禁起来，

　　用船把神圣的三个家伙押送到塞内加尔；

　　教训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并且问问他们做奴隶好不好受？”

　　诗人对自己的祖国——扼杀各国人民革命的刽子手，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写道：

　　“她的伟大的名字现在到处为人痛恨；

　　全世界是多么渴望

　　刀剑捅穿她的胸膛；

　　一切国家把她看成最凶恶的敌人，

　　比最凶恶的敌人更可恶，这个一度受人崇拜的

　　虚伪的朋友，它曾经打着人类自由的旗号，

　　可是现在甚至要用镣铐来锁住他们的心了；”

　　拜伦憎恨一切压迫、剥削和伪善，同情在斗争中的各国人民。他始终和美国的黑奴、爱尔兰的下层群众、意大利和希腊的爱国志士站在一起。拜伦用他洪亮的革命的喇叭声打破了当时欧洲万马齐的局面。各国革命者都仰望着他，他成为整个欧洲自由战士的代言人，也是专制和暴政的死敌。

　　诗人在《唐·璜》中表现了极其娴熟的技巧。诗中有对壮丽大自然的生动描绘，有对人世间各种现象的精辟评议，还插以对现实的讪笑和嘲讽。全诗如江河奔腾，气势磅礴，跌宕流畅，把丰富的思想寓于精美的艺术形式之中，使之成为举世闻名的杰作。雪莱曾赞扬道：“英国语言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作品。”歌德认为《唐·璜》是“绝顶天才之作”。按照拜伦原来的设想，唐·璜应该牺牲在法国的革命斗争烈火中。他多次表示要写五十到一百章，但他只完成了十六章和第十七章的十四节，就因死亡中断了创作。

　　拜伦还创作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象《当我们分离的时候》、《雅典的少女》、《她行走在美的光彩中》、《我的灵魂是黑暗的》、《我瞧见你在哭泣》、《致波河》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抒情诗想象丰富，感情真挚，有民歌风味，富于音乐性，有许多已被谱成乐曲。

　　在意大利，拜伦又与雪莱重逢，两人过从甚密。1822年雪莱不幸溺死，拜伦十分悲痛。这时意大利的烧炭党因自身种种弱点趋于瓦解，革命运动失败，拜伦便把全部精力去支援反抗土耳其压迫的希腊爱国者了。

　　1823年，他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当他在希腊的米苏龙吉登陆时，全体居民在岸边欢迎他，要塞鸣礼炮向他致敬，军乐队奏乐。拜伦用自己的财产装备了一艘军舰，后来又召募了五百名士兵，自费支付他们的军饷。他亲自指挥军队，他的高超的射击本领和大无畏精神受到部队的普遍尊敬。他以顽强的毅力，勤勉地为筹措战费、军火和其他军需品操劳。他还在不和的革命领袖们间做了许多团结工作，并且整顿了部队的纪律，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正当希腊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因淋雨患了热病，不幸于1824年4月19日逝世，年仅三十六岁。在他临终前，他发着呓语，想象自己还在指挥军队，大声喊道：“前进！前进！勇敢些！”他死后希腊临时政府宣布他的逝世为国丧，全国哀悼三天。拜伦在希腊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

　　拜伦的心葬在希腊，遗体运回英国，但教会竟拒绝将其存放在西敏寺，最后只得安葬在诗人故乡。他逝世后，一些反动报刊继续咒骂他。直到现在，某些资产阶级评论家还企图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巨大作用。但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拜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诗国中的拿破仑”。俄国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都是拜伦的崇拜者。别林斯基认为拜伦是“高不可及的雄伟诗人”，“是力量巨大的普罗米修士”。法国的雨果、拉马丁、梅礼美、缪赛以及德国的海涅都受到拜伦的深刻影响。在我国，数十年前马君武和苏曼殊就把他的《哀希腊》用七言古风和五言古诗译成中文了。解放后，他的主要著作《恰尔德·哈洛尔德》、《唐·璜》及一些抒情诗均已翻译出版，深受读者欢迎。

　　拜伦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不但是才气横溢的诗人，而且是跃马持枪驰骋疆场的革命战士。他高擎在法国点燃的革命火炬，并把这熊熊的火焰携往思想和艺术的领域。最可贵的是，他从不空谈革命，而是以切切实实的工作为美好的理想奋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那热情的战斗的诗歌象锋利的匕首，刺向人间一切黑暗腐朽势力，象激昂的号角，鼓舞人民在斗争中前进。恩格斯在1845年就曾指出：“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代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直到现在，拜伦仍然为世界各国人民深深喜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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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

乔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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